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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的困惑

28/02/16

作者/来源:马云根(17-2-2016)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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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的困惑:直接拍与转手拍

以宣扬贤能治理、威权主义和唱衰西方民主体制为正确。有意无意的将中国带入到一个致命的困境,这就是无法正确的解决和如何处理“内部”的不同思想,因为,任何的不同思想都会被视为对政府不言自明的攻击。

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批评了中国学界知识短缺,在炒概念,遭到中国学者聂辉华的反击。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的矛盾被一览无遗,海外学者在中国占尽优势,得便宜卖乖的架势,令国内学者忿忿不平。海外学者可以直接拍马屁而可以大获丰收,在于国外对中国批评声音极多,让其凸显重要。中国学者直接拍马屁的机会已被海外学者抢走大半,所剩寥寥无几的也被少数人垄断。能看到的少数在主流媒体上呈现的文章,也与郑先生的文章思维相差无几。区别只是在直接拍和转手拍而已,被郑先生看不起也是在理。

为何说是郑先生得便宜卖乖,就在于郑先生推崇的威权主义和贤能体制,本身就是要发挥学界运用知识发挥拍马屁功能,这才是郑先生的困惑。

一、威权主义的缺陷不可能解决不同思想的碰撞,威权主义的有效性是在于:最高层能与最底层直接对话,并能迅速及有效的解决所遇问题,新加坡是个榜样,但应不是我们的学习对象。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13亿(人民)——8600万(党员)——700万(干部)——3000多(高级干部)——205(中央委员)——25(政治局委员)——7(政治局常委)”这一结构,注定不能有及时反馈的可能,威权主义没能有效反而成为腐败分子的温床,欺上瞒下成为必然。威权体制能够成行的主要条件有三:1. 最高层能与最底层直接对话,并能迅速及有效的解决所遇问题,这只适用于小国,而非大国,更别提是超大型国家。2. 威权主义适用于周边环境危机四伏的小国,且有可托付身家性命的大国提供保护。3. 威权主义适用于在经济不发达时期建立,此时,人民有意愿用自由换取面包,新加坡现在就遇到了新的问题,威权的失效。学者将威权体制的理论抛售给中国,需要提高警惕,小国的治理理论用于大国的结果,除了失败没有别的。新加坡可以假装自己不强大,而周边的国家可以假装看不见他的强大,双方可以热火朝天的交往,这在中国不行,没人可以视而不见。邓小平采纳了新加坡的威权模式,而非日本的体制,中国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这一成功归于威权模式是个错误,其最有可能的是,当初滥用了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优越性,从改革开放引导社会走向的口号与行动就可以明白,成功是取决于当时人们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人们的工作热情和耐力,也是致富的意愿,也相信平等不会在社会主义中国消失。当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优越性消耗殆尽时,如今的结构性困境接踵而来。体现在:用资本主义制度救中国,而非社会主义在埋葬资本主义,我们遇上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贤能体制被视为中国治理体制的核心内容,如果从“13亿(人民)——8600万(党员)——700万(干部)——3000多(高级干部)——205(中央委员)——25(政治局委员)——7(政治局常委)”这一结构观察。可以得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科举的变异方式,百姓——学子(儒家理论)——-科举(中举)——-入仕。这一机制是统一思想的炼狱,而非不同思想的竞争,也就是说,这个机制本身就没有容纳不同思想的通道,任何“内部”有不同思想的人会受到上下的挤压,其残酷性是高于外部的敌人,就像伊斯兰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一样,他们之间的分歧高于同基督教的分歧,不同思想的碰撞可以擦出火花,但“内部”的不同思想的碰撞只能撞出脑花。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把“德治”、“仁政”作为合法性的标志,这本是封建王朝、家国天下的理论基础,完全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有任何意义,被儒家学者和颂圣文人奉为圣经。因为,道德只有将社会认识拖回到历史才能有效,“道德根植于历史与阶级斗争中,并不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它反映了社会的生活与需要,因此永远应该将手段与目的联系起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隐藏在各种道德的观念中,目的与手段可以相互交替,列子说符“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非定是非也。”手段与目的和道德紧密相连,这就造成了来自外部的不同思想可以用法律解决,也可在法律的范围内宽容,来自“内部”的不同思想,就只能在手段、目的和道德之间游荡,上纲上线成为灾难。

我们知道“正确”是我们希望的,并被我们自己想尽用一切办法证明的,我们做自己希望做的,也希望他人做我们想做的。这在中国传统中本身就有个致命的缺陷,为“正确”而歌者众多,为“正确”寻找忽视的问题者甚少,海外的投机学者聪明的利用了这一点。为“正确”倾情表演的学者已呈愈演愈烈之势,现在泛滥成比烂的竞赛,这些学者在中国大江南北身兼数职,也占据了电视与网络媒体的中心,已赛过明星。如今,已快呈现出不说假话都不好意思称之为学者、专家。这其中为“正确”寻找依据的有两类:其一是,为领导的话语杜撰“正确”的理论。其二是,为“成果”寻找“正确”的逻辑。历史中这样的社会形态数不胜数,大跃进中,著名学者的科学论断,让粮食产量的疑虑荡然无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够实践的条件是要靠权力,这在中国才能办到。在国外学者的成果要实践,需要先通过质询,不是一声令下可以办到的。

以宣扬贤能治理、威权主义和唱衰西方民主体制为正确。有意无意的将中国带入到一个致命的困境,这就是无法正确的解决和如何处理“内部”的不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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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