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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心术使南大走向成功 (一)

05/12/15

作者/来源:余山农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心术之不正者,莫过于林语堂(1895-1976);品格之卑劣者,亦莫过于林语堂。他在1954年10月到南洋大学任影子校长大约六个月期间的所作所为,卑鄙无耻甚于市井无赖。

林语堂名义上是南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实际他被遣散时,南洋大学本科还未成立,先修班也还未开课。他只能算是个影子校长。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写的《吾国吾民》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赚了好些钱。丁西林见到林语堂时说“你写了一本很成功的书哪”。林语堂有些得意,即回答道:“只是为洋人看的”。丁西林又说:“你出卖吾国吾民得了不少钱吧?”这妙语双关,一时传遍士林。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的确是写给洋人看的,尽力夸大中国人的丑陋一面,只是为了卖钱。他到南大来也正是为了捞钱。

林语堂是闽南漳州人。南洋华侨亦多闽南人,或知道这位老乡的大名,但未必知道他的人品与文章。当时,南洋只有两个人深知林语堂的道德与学识,一个是潘国渠(潘受,1911-1999),闽南南安人,另一个是林文庆(1869-1957),闽南海澄人。

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本是邓萃英(1885-1972)。他是同盟会的成员,人品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跟林语堂有一点相似。他在1920年12月就任,1921年5月离职。他离开时,厦门大学本科还未成立,只有预科,就是先修班。他也只任了六个月的影子校长,随即由林文庆接任。

邓萃英和林语堂还有一点相似,就是越俎代庖。他要越过董事部掌控大学建校基金。这段往事陈六使先生非常清楚。他在1955年2月17日,南洋大学星加坡委员会会议讨论林语堂的预算桉时回忆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关于建设厦大情形,实际上系由陈嘉庚先生负责,虽一砖一石亦亲自监工。初时请邓萃英为校长,渠欲陈氏筹措五百万元存在银行,方肯就任。当时陈嘉庚先生谓:「我的生意尚在继续经营,资金需要周转,此事那能做到。」所以曾对吾等慨言:「赚钱难,开钱更难。」结果不得不改聘林文庆博士为校长,经过林博士苦心经营之后,终于奠下基础。今之南大建校亦发生问题。本人实在有苦难言。

南大的问题和当初厦大的问题正相同。林语堂也学邓萃英,要南大创办人交两千万元建校基金给他保管,供他使用两年。林语堂比邓萃英要嚣张而贪婪得多。

林文庆(1869-1957)在1921年7月4日接任厦大校长后,本科才得以设立。1926年,他请来闽南同乡林语堂担任文科主任。厦门大学当时已经发展起来,林语堂不敢那麽嚣张。他只任一年便因与校内同事纠纷而离开了。

南大创办时,南洋最瞭解林语堂的人便是林文庆。可惜在聘请林语堂当校长之前,没有谘询林文庆的意见。1992年,潘国渠先生在接受访问时回忆了一段往事(见张曦娜《答客问》):

这裡特别一提的是,林语堂的着作极尽满足西方人优越感的能事,不惜如古人所讽刺的:“汉人学得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记得1950年陈嘉庚还在新加坡时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怡和轩俱乐部会餐前,林文庆将手裡一本书掷在本来的座位上然后入席,咀吧裡自言自语道,语堂也太不成话了,把中国人说得这样一钱不值,都没有一些好的可说吗?原来那本书就是林语堂英文的《吾国吾民》。他那种不屑的心态,也就可想而知。

林语堂在美国写的《吾国吾民》之类书,只是揭中国人的陋习,讨好美国人,并无可取。

连瀛洲在去美国和林语堂见面之前,要是谘询林文庆的意见,结果必定大不一样,南大也就不必经历林语堂的灾劫了。

林语堂最坏的是他的心术。所谓心术不正,正是林语堂为害南大的根源。

1956年,星洲日报记者刘君惠写的《南洋大学创校概述》详细记录林语堂为害南大的经过,从中可以清楚看出林语堂的心术。其贪婪卑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教育史上,无人能出其右。

一 校长人选

1954年,南大创办人打算物色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担任校长,帮助大学发展。潘国渠先生回忆说(见张曦娜《答客问》):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和李光前先生所建议的校长人选有两位:一位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1889-1962),另一位是林文庆的儿子林可胜(1897-1969)。林可胜是位声誉远扬的科学家,又是位行政功绩卓着的人才。当时,梅贻琦旅居美国,而清华大学的不少讲师、教授也散居美国各地;我们是觉得,如果梅贻琦能够到南大来,必定也能引荐许多清华大学的讲师、教授一起到南大来。记得当时我向李光前提出这两个人选时,他也很赞同,觉得这样的安排最好。我们也不是对林语堂有成见,而是就事论事,觉得梅贻琦和林可胜的确较林语堂更适合作为南大的校长。林语堂你说他是个作家可以,说是个学者还看不出有什麽出色的表现;说到办教育,实在也没有丰富的经验;记得当时纽约的《联合日报》的社论就曾形容林语堂的出任南大校长为“小丑扮演青衣”,这真是一针见血。就大学校长的人选而言,我们觉得作家不如学者,学者不如教育家,教育家不如教育事业家;一些国立大学的成绩往往不如私立大学,原因就在私立大学的校长得惨澹经营,很自然的易于成为教育事业家。

另一方面,就为人处事而言,梅贻琦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更适合南大。我个人在中国时和他有过接触,瞭解他的为人,觉得他是个很恰当的人选。当时我没有他的通讯位址,在征得陈六使同意后,曾托旅居西雅图的朋友设法查访并试探梅贻琦的意向。朋友的回信说,梅贻琦想到吉隆玻探访女儿,顺道可以来星加坡看看,看有什麽事可以帮得上。从我的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梅贻琦起初确实曾经考虑到南大来。但是不久之后,林语堂就在美国放出风声,说要到星加坡办一所大学,有意造成一个既成的实事。后来他在所开出的师资名单中,竟列林可胜为副校长。原本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梅贻琦来不成,我们就请林可胜来,没想到林语堂竟将林可胜列为副校长。

起初,看到名单的时候,陈六使还很高兴,以为这次孔明请到了,庞统也请到了,真是两全其美。但是,林语堂来了之后,由始至终我们都没有林可胜任何消息或影子出现。其实,林可胜不来是意料中事,我们原想请他当校长的,林语堂却发表说他是副校长。这样一来,他又怎麽会来呢?

潘国渠先生的设想非常好,可是林语堂善于心术,工于心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把南大请校长的计画彻底破坏了。

当时的校长人选,还考虑到胡适(1891-1962)。在1955年2月17日星加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陈六使先生回忆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南洋大学校长系请国际知名学者。最初系由王秘书致函胡适博士,不得回信。乃由何永佶先生致函梅贻琦博士,复函表示不能俯就,因此吾人感觉要请校长,非派人亲身物色不可。一九五三年年底与林语堂博士接洽,已有头绪,即由连瀛洲先生自备旅费前往美国礼聘。

胡适没有回信,梅贻琦(1889-1962)回信婉拒,应都是听到林语堂放出的风声所致。胡适、梅贻琦、林可胜(1897- 1969)、林语堂四个人之中,只有潘国渠先生见过梅贻琦,陈六使先生四个都没见过。胡适、梅贻琦、林可胜,都很适合当校长,林语堂最不合适。可是,偏偏最后请来的却是最烂的林语堂。

当时,胡适和梅贻琦二位都没答应,林可胜尚未联繫。

在林语堂与林可胜两人中,论学术成就,林可胜很突出。他在当时是个很有贡献的医学家。他的学术成就远非林语堂可比。当林可胜在二战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时候,林语堂正在美国写书讨好美国人。无论研究与做人,林可胜都远胜林语堂。

林语堂虽然有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学位,但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并无值得一提的成绩。在文学方面,他也乏善可陈。他写了些小说,但并无值得一提的作品。他写得最多的是散文,但也没有可选为模范的作品,远不及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也不如梁实秋(1903-1987)、冯至(1905-1993)、冰心(1900-1999)等。正如李敖所说(见《探访林语堂故居》,凤凰卫视节目):

今天我们盖棺论定,……我必须说,林语堂他不是一个好的文学方面的创作者。林语堂写了这麽多书,你李敖怎麽讲这个话?我必须说他的书在创作方面,成绩不好,……他自己写这个《京华烟云》,就是《瞬息京华》,基本的骨架是《红楼梦》的,可是我必须这样说,很不礼貌的这样说,他的才力才具不够,所以他要走《红楼梦》的路线,反倒失败了。……林语堂他说他学跨中西,他编的这部字典《汉英字典》,……他的晚年编的,……这个字典不是他一个人能编的,可是他要编成个,林语堂《汉英字典》,……这本书严格说起来,是个比较粗糙的一个字典,精神可嘉,可是失败了。

林语堂唯一胜过林可胜的是在中国社会中的名气。他的名气大,一来是因为有博士学位,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事,所以能在大学当教授;另一个原因是他办杂志,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又提倡“幽默”为噱头,所以出名。他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都是生活杂说,无甚突出。他写过《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可是他的品行,既无老子的智慧,也无孔子的智慧。说一套,做一套,德行卑劣,一无可取。

聘请南大校长,品德比学问更加重要,学问又比名气重要。无论品德或学问,林语堂都不适合当南大校长。从他任职后的现世德行看来,无异于市井无赖,一心只想来捞钱,完全无视教育。以名取人,必定坏事。

当时在星加坡华人中,只有林文庆(1869 – 1957)有办大学经验。他在1921-1927年间任厦门大学校长。可惜南大创办时,他已八十四岁,恐无精力管理大学了。

真是南大家门不幸,还没联繫林可胜就让林语堂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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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