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重新全面推廣儒學的契機

04/12/06

作者: 林緯毅 日期:未祥 来源: http://www.confuciusglobal.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46&Itemid=38

對我來說,十一月下旬是引發文化激情的時期。我參加了兩次的活動。

十一月十九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和我國內閣資政李光耀共同主持“通商中國“啟動儀式後,發表專題演講。我有幸成為千多名受邀出席者之一。在多瞭解新、中兩國關係如何緊密、雙方如何重視彼此關係、如何成功和中國經商的條件等知性知識之外,我感到一股強烈的文化興奮。溫總理在回答南洋孔教會會長郭文龍提問“現在中國和社會怎樣認識和肯定孔子的思想價值“時,指出:中國的和諧社會最重要的是公平、正義、民主、法治、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其實這個思想還是源於儒家的學說的“和為貴“啊。“君子和而不同“,和合生諧。這些思想都是寶貴的思想,兩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所闡述的哲理,至今散發著光輝。

溫總理又對老師和同學們強調:在學校要學好各種知識,但是最重要的要有思想。無論是中國還是新加坡,要多有一些像孔子那樣的思想家。

這是中國領導人在海外對儒家思想的高度正面肯定,這應該是標示著中國政府對儒家思想的最新定位。中國傳統文化從秦始皇、項羽開始,到現代所經歷的多次浩劫,令人悲傷、沮喪、失望,並非這篇短文所能盡述;如今聽到出自中國總理的這番話,讓我們對曾經大力、現在還在潛漸“去中國文化“的中國大陸,在重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上,寄予厚望。

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我到雅加達參加第四屆國際儒學研討會暨第一屆國際孔教研討會,感觸更深。在中華文化曾經斷層三十七年的印尼,能夠主辦兩項國際儒學會議,參與者無不對主辦者感到無限的尊敬與欽佩。印尼政治歷史上對中華文化的試圖消滅,讓印尼以孔教為載體承傳中華文化,如今印尼政治現況轉變,以儒學為主的中華文化終於在有利的環境下,再現光芒。參與者被主辦者所承負的文化使命感所感動,而不計較會議的安排。

印尼孔教會在印尼中華文化的黑暗時期扮了承傳中華文化的神聖任務,我選擇參加國際孔教研討會。會議不涉及中國歷史上對孔教是否為宗教的爭論,而認為孔教是宗教,是有價值而且適合於當今世界與社會的宗教。會議更認為推廣儒學的普及是當今急不容緩的任務,而最重要的途徑是使孔教成為一種文化信仰,以宗教的形式加以實踐、體驗,從而使儒家思想融入日常生活中。

令我最有文化震撼的是印尼孔教徒見面時,可能他們不懂華文、不說華語,一方主動說:“惟德動天“,對方回應:“鹹有一德“,並同聲說“善哉“。相形之下,我們所熟悉的“早安,您好“,或是How do you do,自見形穢。

從儒學研究上說,在中國大陸“去中國文化“時期,在海外新儒家學者的努力下,取得突破,並反哺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廣大學者的耕耘下,取得空前的成就。這一方面的工作,將繼續由學者去做。

會議肯定儒家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與貢獻,但是籲請學者走出學術殿堂,走向社會,共同為儒學的普及與發展貢獻心力。我想,囿于學堂、而不走向社會的儒學研究,雖有學術貢獻,終究缺乏生命力,以致有“儒門淡薄“、“花果飄零“的感慨。缺乏儒學研究者學術支援的民間儒學、孔教推廣者,則有可能成為“孔教紅衛兵” 而不自覺。儒學學者與民間推廣者兩相結合,自能收牡丹綠葉之效。

我同意會上一些學者的意見,要建立當今孔教,是一項長遠的艱巨工作,需要謹慎處理。然而,我們開始了第一步,印尼孔教會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借鑒。

在對神州大陸對重建傳統文化寄予厚望,和向印尼孔教會堅韌不屈承傳中華文化敬禮的同時,回想起新加坡的儒學教育,也令人無限感慨。

新加坡早期先賢創辦學校,以中國式的儒家教育來培養人才,其中所寄寓的文化理想,時過境遷之後,也僅能化為縷縷的懷古幽思。 新加坡語文教育為了配合國家社會的需要,不斷進行改進(改變),傳統上作為傳輸儒家思想的華文教科書的課文,也由“載道“而轉向語文功能。配合國家的需要,大學教育的質量不斷提高,屬於中文系的儒家思想的學習與研究,卻沒有水漲船高。這是新加坡儒學在體制內流傳的瓶頸。

儒學雖然有久遠的文化傳統,深厚的社會基礎,符合民情,正如蔡仁厚教授所說:儒家思想可以為人們提供一個安身立命之道。這個安身立命之道包括日常生活的軌道和精神生活的途徑,同時也解決生命的方向和文化的理想 。

儒家思想具有這些至高無上、永恆不變的人生與文化理想,在歷史上的中國依附體制之後,可以實現了儒家的外王事功。新加坡沒有制度化的儒家,只能寄望於新加坡自己的體制,但卻有以下問題:

一、 新加坡的體制是為新加坡而設計的,不同的政治歸屬有不同的體制,時代、政治與社會環境不同,體制也隨之改變。體制對儒學的可容性不但有限的、而且是變易的。

二、 體制對儒家所能容納,胥視儒家思想的功利性而定。為了容入體制,工具理性常被強調與凸現。儒家思想原有的依附性與無力感,在新加坡的社會,以前如此,現在、未來更是如此。 工具的效用是立即可見的,工具理性的強調,拉近了人們對成效的期盼。當效果不能立竿見影時,人們就會失去耐心。

三、 體制對儒家思想功利性的衡量是多方面的,其功利性也不是由儒家思想的自在價值本身所決定,更不是自覺、自動認同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所能知,更遑論決定的。新加坡八十年代末期所提出的宗教危機報告書,導致“儒家倫理“課程為其它宗教知識課程所株連,是明顯一例。

甫回國門,匆匆寫出幾點感想,言不盡意,藉以抛磚引玉,就教于方家。

作者是新加坡儒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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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