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简介 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个案研究市场经济里的社会成本

22/10/06

Chan Heng Kong (2005) Singapore’s Political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Social Cost in a Market Economy.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个案研究市场经济里的社会成本》,是一名非新加坡学派的新加坡研究学者的著作。

现有的新加坡文献很少探讨,新加坡模式的实际运作机制,而且也缺乏深入研究,政府政策对社会民生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惯用的传统理论,并不具备解读社会制度形成与变迁,与分析社会成本的技术功能。

作者以新制度经济理论为基础,综合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张五常的产权理论,以及诺斯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作为分析社会与经济现象的工具。科斯注重真实世界的经济运作,张五常强调经济现象的解释,而诺斯从社会文化与经济历史看制度的变迁因果,以及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盛衰的关系。

这新的研究理论框架,尤其是产权理论,是一个高效率的分析工具,使到研究可以从新的角度着手,从而进行邻域更为广阔,与题材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于是焉,作者分析的结果,出现了许多有异于传统观点的结论,对新加坡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等等课题,提出了另类的解读。

新制度主义认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是按路径遵循的原则进行。因此,论文着眼历史对社会发展的约束。回溯新加坡自开埠到殖民地时代,自治邦,加入马来西亚,而后成为独立共和国的经历,以及这些历史过程,对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殖民政府,西方资本世界,与华人经济之间的政治势力悬殊是形成,新加坡经济双元性的基本因素。西方资本掌控新加坡的主流经济,华人主掌边缘经济。新加坡的所谓自由放任经济精神,并不是一种经济政策结果,而是西方资本不接受殖民政府干预,因而可以为所欲为的政治结果。

这一个历史现象依然存在。新加坡经济还是外资与本资的双元性。人民行动党对西方资本世界的干预无能为力,所以所谓的自由放任经济精神依然活着。外资的自由放任经济,相对于本土的规划经济,也展现了另一层双元性。在本土经济里,华人经济进一步边缘化,由政府企业经济取而代之。

新加坡在1950 年代的政治斗争经验, 是塑造当代新加坡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是塑造人民行动党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新加坡社会就是按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维所塑造。

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意愿是唯我独尊,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因此,所有违犯此一不明文条规者,不论个人或者组织,都要在政治或者甚至于金钱上,被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府彻底的歼灭。

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冷战,是决定东南亚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民行动党是在西方政治与经济势力的扶持下胜出,并非仅是骑着共产党的虎背上台。在这一种政治格局下,人民行动党在反殖民运动的浪潮中,依然维护西方经济利益是理所当然的。

人民行动党仅仅是反殖民而不是反西方,虽然殖民与西方是一个铜扳的两面。反殖民立场可以争取华人选票,不反西方的立场,则可以和英国政府合作商议政权转让。这一策略不讲究原则只考虑利益,体现左右逢源,唯利是图的政治思维,就是新加坡务实主义的源头。

马来西亚方案是殖民政治,马来政治与人民行动党,共同打击华人政治的政治策略。按二战后林德宪法规定,新加坡加入马来亚成为一州,是取得政治独立的唯一途径。在这一层理解上,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要加入马来西亚,是从党的执政利益为出发点。

人民行动党在无法取得马来西亚的政治领导权力后,选择让新加坡独立以维持政权,虽然新加坡是否能够生存还是一个大疑问。人民行动党的考量还是从党的执政利益为出发点。人民行动党之所以在马来西亚失败,是由于没有西方世界的支持,因为西方势力,不愿意看到华人政治势力在东南亚兴起,即使是一个西方化的华人政治集团。

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长期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于是通过法制修正,民居搬迁,以及社会工程的三大策略来改变社会结构。人民行动党力图约束一切社会行为,从而塑造一个绝对强势的统治阶级,和一个相对弱势的无反抗意志的被统治阶级。

宪法与法律环境的修正,改变了政府组织与政府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新加坡原有的三司分立制度,改变为政治领导,把立法与司法屈服于政权之下。人民行动党秘书长,出任新加坡总理,是新加坡政治权力架构的极峰,成为独揽政治与行政大权的中心人物。

新加坡的市区重建与大量民居搬迁的结果,是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次序。政府通过公共住屋的条例,重新规划一个符合人民行动党意愿的新新加坡社会。公共住屋政策塑造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屋主与租户,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人民由于担当了巨额的房屋负债,在政治上变的更为脆弱,从而形成一个言听计从的温驯社会。

人民行动党也通过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来规化社会的思想言行。当人民接受了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维之后,人民就会认同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政策。当人民规律性的按人民行动党的指示进行社会交易时,一个人民行动党塑造的社会已经形成。

人民行动党的生存主义,是假借新加坡是一个被马来海洋包围的华人小岛的构想,来制造一种社会生死存亡的危机感。人民行动党寄望通过危机感的制造,有助威胁人民听从政府的社会指令。实际上,面对生死存亡的是人民行动党,而不是新加坡,只是当人民行动党在并合了新加坡政体之后,人民行动党已经把党的生死,转嫁为新加坡的存亡。

人民行动党的务实主义,是试图把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理性化,以减少人民对政府政策的抗拒性。这也是为了使到政府政策朝令夕改的惯例变的合理化。人民行动党有必要不断的更动政策,以全面配合西方资本世界的经济索求。人民行动党于是强调新加坡一旦停止改变,新加坡将会失去竟争力而无法生存。在这一概念下,人民行动党可以在没有政治代价的情况下,理所当然的,随意与随时的修正法律与政策。

人民行动党的唯贤主义制造了一个被假设为公正,不分种族与理性化的,以个人成就为标准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因此,精英主义下的社会既得利益者,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而社会的贫困阶级一无所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人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人种与基因的个人问题,而非新加坡政府政策的过失。

人民行动党在市场经济里采用了国有化,工业化以及私营化的三大经济策略。这些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新加坡本土经济的结构,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政策的结果是人民行动党通过并合新加坡政府,而成为新加坡国家财富的最大支配者。民选总统制度,又进一步巩固了人民行动党对国家财富的管理权。

新加坡的国有化现象,在产权理论的架构下一一现形。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在实质上是居者无其屋计划,因为屋子的主要经济产权是在政府手上,人民只仅有屋子的居住权。新加坡的公积金计划的经济结果是,官方占用私有财产,因为公积金的经济使用权是在政府手上。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强制收购私有土地的经济结果是,私有财富转移到政府手上。国有化经济政策不具经济效益,因为新加坡政府手上的财富,是来自私有财富的转移而非财富的创造。

人民行动党的工业政策基本上是为外资企业服务,所以新加坡的主流经济乃是由西方资本世界所主导。新加坡原有的华人经济被边缘化,公共交通服务业,新闻报业等,在新政策下彻底瓦解。新加坡政府企业经济兴起,成为本土经济的最大经济角色。于是焉,人民行动党创造了,党政经三位一体的,无所不在处处都在的无上政治势力。

人民行动党的私营化计划,是社会服务的商业化,把以市场价格收取服务费用的策略合理化;其政治目的,是彻底除去政府企业所内含的政治成本。私营化计划也允许政府,名正言顺的脱售公共产业套取现金,以作为人民行动党,飞翔国际舞台的第二支经济翅膀。私营化计划,也是有其名无其实,因为政府乃是新加坡经济的最大拥有者,经营者以及管理者。政府与民争财的结果是,华人经济更进一步边缘化。

人民行动党的新政策塑造了,一个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这一个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有其新的社会特性,也有其本身的隐忧。要认识这一个新新加坡,就先要了解诺斯的一个观点:经济增长要仰赖政府,但政府也是经济衰败的人为因素。政府是由社会既得利益者组成,也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因此,从资源分配的利益角度来看,政府具有掠夺财富的本性。

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新策略包括;在社会环境方面有法制修正,民居搬迁,社会工程,在经济环境方面有国有化,工业化,以及私营化。这六大政策策略为新加坡的政治经济领域,带来了九项新加坡制度特色。这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财富掠夺式的经济本色。曼科欧生(1982)以土匪行为来解释财富掠夺与经济发展的共栖性,所以所谓的新加坡模式,在实质意义上,应该是新加坡土匪经济模式。

人民行动党塑造的新加坡制度特色之一是,有人无票的选举制度。人民行动党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缺乏信心,认为无知的选民会作出无知的决定,那就是投反对票。因此,通过法制的不断修正,来改变选举与国会制度,比如,非选区议员,官委议员,市镇理事会,以及集选区等。集选区的实质效果是,出现了有人无票的选举制度。在2001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赢得23.1% 选票,反对党得7.6%选票,另外69.3%的合格选民,在无竟选情况下不必投票。因此,大部分的选民有投票的权力,无投票的机会。

新加坡制度特色之二是,技术性与僕从性司法制度。罗斯华丁顿(2003)发觉新加坡司法部出现了一类技术性的法官。这些法官在接受委任时,表白不承审具有政治意义的案件。因此,相对之下司法部也出现了,一类从事政治案件审判的僕从性法官。

新加坡制度特色之三是,人民行动党是国家的政治运动。一党专政是塑造人民行动党等同国家这一项运动的造势基础。这是把人民行动党并合国家资源,的行径合理化与制度化。党并合国家是共产体制的特色,和人民行动党标榜的,国会民主制度格格不入,但却具体的反映了新加坡政治体系的实质内涵。在这一概念下,反对人民行动党就是等同反对国家,理应问罪,为严惩异议言论的反民主行为立下理性逻辑。

新加坡制度特色之四是,人民行动党思维,是指导社会行为的至尊非正规制度。国会在一党专政情况下,宪法名存实亡,因而非正规制度,是约束社会变化的最主要政治思想。人民行动党的世界观,决定社会的价值观,非正规制度取代正规制度,成为规范社会交易的最重要架构。新加坡的政治事件,比如新加坡航空公司劳资纠纷,关闭南洋大学等等,都只可以从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维去解读。

新加坡制度特色之五是,社会大众的理性无知。在理论上,理性无知的出现是因为寻找资讯的成本过高,个人不愿意牺牲小我利益,从事我为人人的监督政府的活动。人民行动党对资讯的掌握非常的严谨,连新加坡首任民选总统,也面对资讯来源的困扰。资讯不均衡的状况,模糊了人民的政治意识,从而无法作出政治判断。比如,社会大众对民选总统制度,的实质意义就缺少适度的认知。

新加坡制度特色之六是,程序理性化以作为社会行为的标准。人民行动党通过,政治宣传与社会工程,为人民制定了一个认知与思考的样板。人民就是使用这个样板去处理日常生活。当人民用样板看社会现象,一切的的人与事都是合情合理的。程序理性化之下,男女连名申请住屋的务实行为,取代了浪漫求婚的个人行为,成为结婚的首要程序作业。

新加坡制度特色之七是,政府独霸公共产权。新加坡体制下个人财产产权之外,的所有资源产权,包括没能规划的公共领域产权都是属于政府所有。新加坡与共产体制一样,政府占有公共领域产权。征用土地的赔偿价,不包括因公共建设而增值的部分地价,所以得益于公共建设的增值部分乃是由政府保有。这一赔偿行为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因为地主理应分享公共建设所带来的所有经济利益。在新加坡经济体系里,只有已经得到政府正式允许的经济行为,才是合法行为,认可之外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行为。这解释了新加坡人为什么没有企业精神,又为何必须等待政府指示行事。

新加坡制度特色之八是,强制性的个人消费。没有选择的消费,是一个强制性的消费。普罗大众的居住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共住屋,因为政府独揽住屋供应。实际上,政府也独揽了许多战略性的供应,比如公共交通,新闻,通讯等等。在新加坡体系里,人民行动党的选择,也就是人民的唯一选择。显然的,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里,人民也没有决断自由权力,因为无从行使选择权力。

新加坡制度特色之九是,用者自费负责的社会。人民行动党痛恨社会福利制度,认为福利心态不利经济发展。人民行动党的务实主义坚信,理性的资源分配,应该付出少回收多。政府的私营化就是确保,政府财政至少要收支平衡,不必为民生倒贴。公共服务价格的不断上调,也是确保官方供应商的高盈利,因为高盈利就是高税收。这些政策是要确保新加坡走向,用者自费负责的社会。当政府再也不必承担社会开销时,新加坡的国库就会更为丰满。水涨船高,人民行动党的国际威望就更为响亮。

新加坡并非没有隐忧,人民行动党的重新塑造新加坡运动就是试图亡羊补牢。人民行动党的一党专政是新加坡社会的一个最大隐忧。首先,在一个缺乏政治竞争的社会,执政党庇护的利益集团,会进一步发展为财富分配联盟,带来瓜分国家财富的危机。

其次,在一个固定的政治思维下,社会会出现制度僵化的现象。当一个制度长期的欠缺渐进式的改变以调节环境变迁,是会引发断层式的突变危机。政治一夕变天的结果是社会大混乱。

曼科欧生(1982)的国家兴衰理论认为,当一个政权长期执政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将会阻挠原有制度的改变,以保护现有对自己有利的环境。此外,长期稳定的局势下,没有了反对势力的监督,利益集团将会发展为财富分配联盟,进一步瓜分国家财富。

这种瓜分国家财富的行为有其必然性,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所获得的总利益,远远超过他们所分摊的社会成本,所以掠夺财富的行为会越来越猖狂。财富分配联盟的亚洲代号就是朋党经济。朋党经济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结构性因素。

在新加坡的体系里,曼科欧生的财富分配联盟危机已经出现。在实质上,新加坡政府体系,新加坡文官体系,以及新加坡政府经济体系里,所奉行的超高薪金与超高花红制度,就是一种财富分配联盟。

当一些前人民行动党议员,甚至于在任人民行动党议员,在公开的企业交易上,取得高额的花红与高额的质询费时,财富分配联盟危机已经十分显眼。新加坡国库的宝藏财富,也会鼓励别有用心者积极从政以分一杯羹。

诺斯的制度理论认为,社会安定是经济增长的必须而不是足够条件。制度僵化会阻挠经济发展,所以制度应该有渐进的调节以容纳新的商机。政治竞争里的讨价还价过程,是制度渐进调节的一个机制。当商人不可能通过正当的渠道执行新商机时,经济势力就会力图推翻执政党,以通过改变政府来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

人民行动党对绝对权力的偏爱,与精英乐于发号施令的行为,杜绝了商议机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平台。人民行动党的优越心态也排除了与无知的弱势者,进行讨价还价的必要性。新加坡的政治文化,也拒绝任何的非官方与党外的调节,因为这类行为被视为别有用心的政治活动。

新加坡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双向商议机制,可以通过进行讨价,来改变现有制度以包容新商机。这种制度僵化的情况,不符合新加坡经济的长远利益。

新加坡共和国的前景,在很大的程度上仰赖重新塑造新加坡运动的成功。人民行动党必须反思一党专政的社会成本。人民行动党的新一代领导,必须能够压制既得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索求。

人民行动党有必要重建一个人民参政的社会政治体系。同时设立一个公正的调节机制,以妥善解决社会的阶级矛盾与利益冲突。新加坡经济的展望,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渐进调节以容纳新的商机。

---

分类题材: 经济_economy , 书评_book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