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绝不是中国未来学习的标杆

28/06/15

作者/来源:贺军(17-6-2015)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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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与中国的关係也成为一个话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新加坡在不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曾经提到要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对学习新加坡经验,其他一些中国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表达。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新加坡创造的经济奇迹自然会得到青睐。

中国过去向新加坡学习有多个层次和多种内容。许多中国部委关注新加坡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金融监控制度等;中国国资委和金融监管部门关注“澹马锡”模式,想借鉴到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中;很多地方政府很关注新加坡在中国建设“工业园区”的经验。

在两国政府支援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1992年开始开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专门培训来自中国的各级官员。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从1992开始的20年,南洋理工大学培训了超过13000多名中国高级官员,平均每个省市约有三、四百名干部在该校“就读”。这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官员海外“留学”运动,远超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的中国官员。

为什么中国对向新加坡学习情有独钟?一位中央高级官员曾经解释,“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有新加坡方面参与培训项目的官员说的更直接,“因为在中国官员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不过,中国向新加坡的大规模学习运动,在经验借鉴方面并不是特别有效。最突显的差距之一,是小岛和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很多受训的中国官员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有历史、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但新加坡的很多体系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很多做法在中国的城镇里不可能实施。据了解,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国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学习新加坡分作不同阶段,前期是学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后来则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郑永年认为,新加坡的体制下,虽然权力虽然很集中,但并未导致腐败,掌权者有效使用权力,推动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与之对比,中国的情况则很不相同,虽然整体政治制度还是很集权,但没有一方感觉到有权力——老百姓觉得没权力,领导人感觉没权力;社会感觉没权力,政府也感觉没权力;部门的权力很大,但总感觉到权力不够用。

郑永年指出的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执政经验感兴趣的原因也许是对的,但他对新加坡权力制度的辩护却未必得到很多人认同。有研究者早已指出,新加坡是一个二元国家,它在商业领域实行与自由西方的法律相似的法律,同时又压制个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新加坡的商业自由度排名的确令人炫目,国际产权指数去年把新加坡列为第5名,英国排第11名,美国第17名,中国第46名。在国家整体竞争力排名中,世界经济论坛将新加坡排在第2位,仅次于瑞士;在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它同样位列第2。在“公众对政治家的信任”方面,世界经济论坛把新加坡排在榜首。这是中国想学习新加坡的主要原因。

然而,新加坡社会享受的高度经济自由,是以政治权利换来的。这对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城邦国家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有13亿多人口、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巨大的中国来说,则是一个完全不能忽视的巨大挑战。

在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看来,新加坡在几乎没有资源和空间的情况下能发展成第一世界,这的确是个奇迹。不过,新加坡对李光耀是个必然,但对这个世界来说则是个偶然,我们很难想像新加坡会在国家发展中成为一个规律。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不同、国情不同、经济社会的复杂度不同,不能把学习的对象锚定在一个小小的城邦国家身上。新加坡过去为中国提供了一些经验,但绝不是中国未来学习的标杆!

中国今后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不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的前提下,能否走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呢?过去,中国用经济体量影响了世界,下一步中国靠什么来继续发展?在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资源要素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中国未来最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的构成中,首先应该有的最大的一部分是法治,这是中国未来的基本制度支撑。而且,法治要有基本的独立性。其次,中国的民主化应该向前显着推进。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应该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中国未来不可或缺的发展要素。第三,在法治之下,中国应该建立和改善一系列的市场制度,如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市场准入,以及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等。

中央领导提出,中国要向改革要红利,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放在更广的制度改革下才能成立。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改革,要从全世界来寻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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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