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郑永年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

13/06/15

作者/来源:XUPING http://www.21ccom.ne

读了郑永年这篇高论,只能使人感到:近年来致力于兜售其似是而非的政治理论的郑先生,现在是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

最近看到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一篇《郑永年:不要把民主简化成一人一票》(来源:凤凰评论作者:郑永年、陈芳2015-05-21 10:38)。很想向这位在政治理论上颇有建树的郑先生讨教讨教这方面的知识。可是读着读着,“看不懂”的地方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候会有坐不住、不吐不快的感觉出来。

在这里,我就顺着郑文往下读,遇到“看不懂”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疑问。

郑文曰一:

民主肯定有它的阶级性,美国的民主堪称典型,但是别忘了,美国到林肯时期才正式取消奴隶制,黑人享受政治权力,也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事情。瑞典是公认的世界上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是那里的女性到了1971年才能公选。

我的“看不懂”一:

与郑同样不屑于美国或者瑞典民主的那些人,在吹嘘自己经济实力或者宣扬自己的“科技成果”时,往往会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比人家快了多少多少时间(尽管自己的“成果”基本上也是踩在人家的肩膀上才得到的)。然而,在民主问题上,包括郑先生在内,他们却为什么总是心甘情愿甚至惟恐不能比人家晚了再晚、慢了再慢? 为什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郑先生为代表的人们总是会忘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早已不再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或者之前的时代了?

郑文曰二:

实际上西方现在很多成功的地方跟民主毫不相关。以产业革命为例,蒸汽机发明,这些技术的进步跟民主有什么联系? 一点都没有。中国通行说法是民主法治,词语顺序是民主在前,但实际上在西方的环境里面,是法治了以后才有民主。如果民主在先,然后再有法治,永远接轨不起来。但是如果是法治在前,民主当然还有希望,西方事实上是这样的。

我的“看不懂”二:

既然你主要是在说“中国式民主”问题,那么,“西方现在很多成功的地方”是不是“跟民主毫不相关”,我先不谈。我想提醒郑先生不要顾此失彼的是:中国的“很多成功的地方”,是不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 那么,改革开放是较前更民主一点了,还是一样? 再那么,假如不改革开放,能有此“很多成功的地方”吗?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很多成功的地方”呢?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能够证明“很多成功的地方跟民主毫不相关”吗?

至于说“是法治了以后才有民主”,那么好,请教郑先生:这个没有民主而先有的“法治”,该是什么样的“法治”? 比方说:帝王的“法治”,王法? 而王法之下会是什么“民主”? 这应该问一问郑先生吗,因为郑先生自己在上面就说过:“民主肯定有它的阶级性”。

郑文曰三:

学者也不能一谈民主,就说美国,说西方,为什么不去看看非洲的民主,为什么不去看看拉丁美洲的民主,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亚洲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境的那些民主,为什么不去看看印度的民主?

  ……

美国在推销民主方面花了不少钱,但是根本没一个成功过。最早像菲律宾,它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十几个家族轮流转,斗来斗去的,这也叫民主?

我的“看不懂”三:

郑先生总是把拉丁美洲的民主、亚洲长期的民主和印度的民主与美国的、西方的民主相比。是的,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差距。但是,第一:拉丁美洲的民主、亚洲长期的民主和印度的民主,是不是真的像郑先生和与他有着同样看法的人的那么差、那么可怕吗? 我看到的另外一些资料,说那里并不像郑先生等人说的那样。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那里的民众根本就不接受对他们那里“很差、很可怕”的评价。郑先生等人作出这种评价,很有点强奸那里的民意的味道。希望能够看到:郑先生下一次能够有一篇据实论证那里如何可怕的文章来。第二:也希望郑先生能够论证一下:拉丁美洲的民主、亚洲长期的民主和印度的民主,比起不实行民主的地方来,是更差呢,还是要好一些?

郑文曰四:

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跟物理几何不一样,社会科学从一开始根本没有理论,只是先有实践。好多理论的东西都是先入为主的,所以实践很重要,知识分子和学者要跟社会紧密关联起来。

这好比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我是医生,我根据我学的知识,我的经验来给病人看病。但是根据我所学的知识和所积累的经验,看不好这个病,不能说这个病生错。因为病是客观的,我只能说我的知识不够,积累的经验不够。

就像埃博拉,你不能说埃博拉是错的,因为它是疾病,所以要诊断。这个社会有不好的地方,同样不能说这个是社会的错。有些知识分子会认为,当这个社会的运行不符合他理想中的理论的话,是这个社会错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说说你没有承担医生的责任。

真正负责的办法是,重新拓展知识,把病因先找出来,这个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东西,因此我非常强调实践。我总觉得研究中国的很多学者了解中国不够。

我的“看不懂”四:

在这一点上,我不评定郑先生的理论的对错。我只是要指出:即使按照郑先生的比方,那么,现在不是医生找不出病源、看不好这个病,而是病人在阻挠医生找病源、看病。

你说:怎么办,郑先生?

郑文曰五:

如果说政党越多就越民主,德国有六个党,美国人只有两个党,德国说比美国民主,美国也不见得会承认。

我的“看不懂”五:

郑先生的这句话,说得有点太“撤烂污”(上海话,意为:不负责)了。

六和两,可以说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两和一,却绝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别的不说,请问郑先生:你肯定听到过“一* (不管是‘家’还是别的‘D’啊什么的) 独裁”的提法的吧? 可是,你曾经听到过“两*独裁”的提法的吗?

郑文曰六:

也有人说,民主就是为了防止专制的出现。第一,好多民主社会没有防止专制的出现,希特勒够专制的吧? 他也出来了。另一方面,民主也没能防止腐败的出现,像西方这样的民主,也是可以做到权力自由无约束的,但像新加坡,李光耀没有搞三权分立,制度照样很清廉、高效。

我的“看不懂”六:

我真怀疑:郑先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在打瞌睡?

难道希特勒的专制,是有赖于民主制度? 新加坡的清廉、高效,真的不是因为有民主精神,而是因为实行专制? 新加坡的民众能够接受这样的解释吗?

郑文曰七:

还有就是大家讨论最多的党大法大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任何一个社会立法权都是执政党控制的。执政党通过它控制的国会、议会,把党的意志转换成国家意志,这是天经地义的,美国也这样,英国也这样,任何民主国家都这样。

我的“看不懂”七: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质问郑先生了:你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且先不讨论:“任何一个社会立法权都是执政党控制的”的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就算照你这么说吧,那么请问:任何一个社会的执政党的产生,都是一样的吗? 这难道你也不清楚?

总之,读了郑永年这篇高论,只能使人感到:近年来致力于兜售其似是而非的政治理论的郑先生,现在是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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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