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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亚洲价值国家的人权实证分析

10/04/15

作者/来源:李明勳 (28-4-2015) 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生
http://whogovernstw.org

「亚洲价值」?新加坡与亚洲价值国家的人权实证分析

不可否认的,李光耀的确是20世纪末期的一代传奇。他的逝世,让他所缔造的新加坡模式再度浮上檯面,成为世人讨论的热点,其中一项便是他所提倡的「亚洲价值」。本文试图从人权角度切入,实证分析近年来新加坡的人权纪录与亚洲价值的关联,从而论证亚洲价值的虚实。

什麽是「亚洲价值」(Asian Values)?

1994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Lee Kuan Yew)接受Fareed Zakaria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访问时,进一步阐述「亚洲价值」的内涵,他认为中国、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越南存在共享的「儒家主义」 (Confucianism)价值,因而型塑了这些地方目前的社会文化面貌。大体上,这些价值包括五个特性:第一,阶层式的集体主义,即对群体中的领袖忠诚。第二,家父长制的菁英领导,即道德菁英领导下的德政。第三,人际互惠性和调和,即避免和他人发生冲突。第四,社群利益和和谐,即当社群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时,必须为了社群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第五,儒家式家庭主义,即把家庭的重要性放在个人之上1。

综上所述,这些区域性的共享文化导致东亚国家的集体主义倾向,而非个人主义与擅作主张(self-assertion)。个人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家庭又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秩序的维持来自于家庭,而政府仅是保护此功能的运作不受其他因素所阻碍。简言之,国家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 李光耀从而宣称个人主义的西方式民主与人权概念并不适用于东亚,因为东亚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然而,「亚洲价值」无疑为东亚国家开了后门,以 合理化人权的保障必须考虑特定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之状况。换言之,当人权价值与文化价值、社群价值、宗教价值等相冲突时,人权必须退位。而亚洲在各 方面均与西方不同,所以亚洲不适合发展人权,声称无论是人权还是民主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文化决定论的悲观宿命?

讽刺的是,被李光耀认为是亚洲价值共享圈的南韩与台湾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挑战了李光耀的论点。1994年还未当上南韩总统的金大中同样在《外交事 务》上发表一篇标题为「文化是宿命吗?亚洲反民主价值的迷思」(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的文章,回应李光耀「民主不适用于亚洲」的论述,金大中认为东亚国家过去的传统文化并非文化决定论的悲观宿命;相对的,对于民主与人权的追 求是普世皆然,不因文化差异而有不同2。 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述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独裁政权和家族利益。至于台湾方面,李登辉前总统早年与李光耀曾有互动情谊,但多年下来却渐行渐远。李登辉日 前坦承:「李光耀和我思想不一样,我是主张民主社会,李光耀则是主张亚洲价值,就是中国社会5000年历史,皇帝制度要管到底,一家族全家人都要管政 治。」3 。由此可知,李光耀声称的亚洲价值共享圈可能只是假想虚构的幻觉,试图以文化价值来为自己的独裁政权背书,而佯装东亚国家都是如此。

当时拥护亚洲价值的国家除了新加坡外,还得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和印尼总统苏哈托的肯认。然而,无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是印尼,当时均为独裁威权 政体。且若依据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定义来看,马来西亚和印尼还不是他所声称的亚洲价值共享圈之内。此外,我们几乎难以相信亚洲价值背后的儒家主义对马来西 亚和印尼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亚洲价值不过是独裁者合理化独裁统治的託辞。1998年亚洲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发表了 《亚洲人权宪章》,认为「亚洲价值」的说法是「为了他们的威权所做的细薄伪装」(thin disguise for their authoritarianism)4 。着名的国际人权学者Jack Donnelly(2003)所述,「亚洲价值」只是亚洲的统治者为了合理化自身独裁统治的託辞。印度学者Amartya Sen则认为,亚洲有那麽多的风土民情、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难以想像亚洲有单一一套的价值叫做「亚洲价值」。他进而质疑专制独裁有助于经济成长的说法5 。

文化价值确实会影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但这不应过度推演成彷彿身处同一文化内的个人都是同质的单元,他们的思维、行为与信念都被文化结构所 制约,形成文化决定论的悲观宿命。相对的,即便在不同文化下,人权价值的本身都是存在的,只是他们不见得以「权利」的语言来言说。

成也经济,败也经济

「亚洲价值」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有了鬆动的机会。如前所述,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亚洲价值的论述基础;换言之,当经济荣景不在时,亚 洲价值就会顿然失去支撑。而新加坡之所以能持续倡议「亚洲价值」之立场于不坠的原因便是「成也经济,败也经济」。相较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泰国、印尼等国的 经济崩盘,使他们最后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求援,新加坡则幸免于难。虽然新加坡同样受到危机的波及,但其良好的银行系统、监管体系和强大的 经济基础,使其能够抵挡危机的冲击。因此,新加坡经济很快地复甦到过往的水平,使亚洲价值论述得以持续。经济奇蹟让新加坡跃升为经济强国,但也因为经济奇蹟使亚洲价值进一步得到掩护。

即便1990年李光耀就辞去总理职务,但他改而担任内阁资政(Senior Minister)和人民行动党的中央常务委员,持续在新加坡政坛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力,例如之后的吴作栋总理和李显龙总理均为李光耀事 先安排好的政治接班人。从1959年李光耀担任新加坡第一位总理以来到2011年卸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坛上驰骋了约五十多年的光景,也难怪有人 会说「李光耀的一生就是新加坡建国史!」

新加坡人权的实证分析

进一步我们从人权保障的实质落实程度来看「亚洲价值」对新加坡人权的影响,并以李光耀所声称的亚洲价值共享圈的国家做比较。透过「CIRI人权资料 库」(The CIRI Human Rights Dataset)的人权保障指数来比较1980年至2010年的新加坡、日本、南韩、台湾、中国、越南,再加上与新加坡一同提倡亚洲价值的马来西亚(当地 华人对马来西亚政局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此外,之所以撷取1980到2010年,一方面是因为1980年东南亚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亚洲价值形成的背景,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段时间为李光耀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时间。因此,取东南亚经济荣景的1980年为分析起点,取李光耀卸下内阁资政前夕的2010年为分析终 点。再者,关于人权保障指数,最高为14,最低为0;指数愈高,表示人权保障程度愈好。最后,实证结果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自CIRI Human Rights Dataset

如折线图所示,大致可以将这些国家分成四类:

(一)成熟民主政体-日本:人权保障程度几近完美表现,维持在最高指数14左右(2008年起些微下降)。

(二)新兴民主化政体-台湾、南韩:民主化之前的人权保障程度不甚良好,但随着民主化进程,其人权保障程度也逐渐上扬,指数从6逐渐上升至13。

(三)威权政体-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权保障指数大致维持在4至6,三十年下来大致维持在稳定状态(马来西亚则有下滑的趋势),但该状态是上述新兴民主化国家民主化之前的人权保障状态。

(四)(后)极权政体-中国、越南:人权保障程度几近低迷,人权指数在0至2之间徘徊。

由此可知,「亚洲价值」所声称的亚洲价值共享圈(新加坡、日本、南韩、台湾、中国、越南)并不存在,该地区有像日本这种人权保障良好的国家,也有像 中国和越南这种人权保障程度不良的国家,也有因为民主化进程而逐渐改善人权纪录的台湾和南韩,所谓「人权是西方的舶来品」、「亚洲不适合发展人权」等说法 其实站不注脚。文化决定论的悲观宿命不应被过度推演成彷彿生活在同一个文化下的个人只是个被动的载体,等待一套固定的文化信念来铭刻。事 实上,文化对于人权的促进与保障之影响并不是那麽绝对,即便是儒家主义共享圈的日本、台湾和南韩,仍旧持续改善其人权保障程度,且并未因此而否定人权的普 世性意义。对这些国家而言,「人权促进与保障」并非只是嘴上说说的cheap talk,或是悲观宿命的文化决定论,而是有其普世的正当性意义。

若从目前世界上主要18项国际人权条约之批准状况来看(如下图所示),新加坡属于紫红色区块,迄今为止只批准了四项国际人权公约,分别为《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儿童权利公约》(CRC)、《关于儿童捲入武装冲突问题之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和《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前两项为1995年批准;后两项分别为2008年和2013年批准。必须注意的是,新加坡至今仍未批准《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 (ICCPR)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ICESCR)(以上合称《两公约》)。目前在东南亚地区,只剩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与汶莱未批准《两公 约》。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http://indicators.ohchr.org/

注:由于台湾并非联合国会员国,因此并未有台湾的资料。而此图表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此外,相较于邻国马来西亚持续深陷种族对立的泥淖(马来人与华人),新加坡向来以「种族多元」、「多种族意识」为荣。但即便如此,新加坡至今仍未批 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ICERD)。更重要的是,它也未批准《禁止酷刑公约》(CAT),恶名昭彰的鞭刑制度持续成为国际人权组织抨击的焦点。

新加坡对于国际人权公约的犹疑态度(甚至是否定)在东南亚并非常态,因为印尼、泰国、菲律宾不仅早已批准《两公约》,也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虽然批准不代表会实质落实,但「批准」这项行为至少释放一个讯号,即政府 预先承诺(precommit)未来将会推行该项人权,因而成为国内公民社会抗争时的依据,以增加自己论述的正当性,并提供「人权动员」 (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的基础(Simmons, 2009)6。然而,新加坡连人权条约的「批准」都寥寥可数了,遑论保障人权和国内公民社会的正当性。

再者,从「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的2014年「新闻自由指数」(Press Freedom Index)可知,在评分的180个国家中,新加坡位列第150名,属于新闻自由「受限制」的国家。从2003年开始,新加坡的新闻自由指数就不断徘徊在 140名左右徘徊,2014年更是down到历史新低。由此佐证新加坡声名狼藉的新闻自由,李光耀不仅经常控告批评他的外国媒体,或限制这些媒体在新加坡 的发行,他更于1971年提出「新闻自由必须膺服于新加坡国家主体及民选政府的需要之下」的说法,因此是否能有效发挥第四权完全不是他考虑的重点。另外, 从「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公布的自由指数可知,新加坡2014年的自由指数为4(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均为4),属于部分自由(Partly Free)的国家。从1973以来到现在,新加坡均被评比为「部分自由」的国家。

综上所述,饱受批评的新加坡人权纪录并非空穴来风,他有其实证资料佐证,笔者试图补足这部分,并分析所谓的「亚洲价值」其实并不存在,却被绘声绘影地描述成煞有介事。

人权普世性?人权是西方的舶来品吗?

在国际人权领域上,对于人权是否具有「普世性」为各家讨论的争点,此论证建立在人权是源自于西方的概念,并不能直接移植到其他文化中。他某种程度上 是对的,但某种程度上也是错的。的确,人权概念的发展跟散播蕴含某一特定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特徵(例如基督教文化),但若我们据此而宣称人权就是西方的舶来 品,则往往会忽略不同文化中的人权意涵,也忽略这些蕴含在反抗暴政、争取政治及社会自由的实践和应用。人权有其普世性的意义,只是在非西方社会裡并不是以 「人权」和「权利」的语言来述说。无可否认的,没有人想要因为他的肤色、种族、阶级、性别、党派等而遭受歧视或酷刑;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而 不必恐惧遭到迫害;每个人都希望在同一个屋簷下过有尊严的生活等,这些都包含在人权的普世性概念裡。

因此,重点并不是人权是否具有普世性,因为人权的普世性「无庸置疑」,从各个地区、各个文化中都可以看到人们追求人权的足迹(例如对于暴政的反抗几 乎是举世皆然)。相对的,重点应该是,到底都是谁在提倡像「亚洲价值」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论述呢?换言之,是谁在诠释人权?是如何诠释?其诠释的目的又是为 了什麽?而谁在这种诠释过程中获益?无可否认的,屡次诠释出「人权只适用于西方」这种论述的国家、团体或个人,往往就是那些应该为人权侵害负责的罪魁祸 首,才会去质疑人权的普世性。说穿了,亚洲价值只是独裁者为了合理化自身独裁统治的託辞,却佯装亚洲国家都是如此,进而指称普世人权是西方思想、西方霸权的入侵等似是而非的指控,来为自己的独裁行为找台阶。总之,亚洲价值只不过是人为虚构的产物,创造这种论述的目的只是为了服膺李光耀政权的利益。因此,亚洲价值对于新加坡人权、甚至是对普世人权的蔑视,李光耀绝对责无旁贷。

1. 其原文如下:”He identifies five values that continue to shape the culture of these societies today: hierarchical collectivism (loyalty to group leaders), paternalistic meritocracy (benevolent rule by a moral elite), interpersonal reciprocity and accommodation (avoiding conflict with others), communal interest and harmony (sacrificing personal interest for the community), and Confucian. familism (placing family above self).” Nathan, Andrew. 2012. “Confucius and the Ballot Box: Why ‘Asian Values’ Do Not Stymie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91(4): 134-139. ↩
2. Kim Dae Jung. 1994. “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 Foreign Affairs 73(6): 189-194. ↩
3. 林朝亿,〈李登辉:我主张自由民主 与李光耀不一样〉,新头壳:http://www.peoplenews.tw/news/8c59d806-beb5-4527-a2d7-1e7617a9bc02 ↩
4. 陈瑶华,2010,《人权不是舶来品:跨文化哲学的人权探究》,台北:五南出版社。 ↩
5. 黄默,2013,〈百年纠缠(一):华人与普世人权标准〉,《台湾人权学刊》,2(2): 183-199。 ↩
6. Beth A. Simmons. 2009. 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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