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50岁新加坡遇年危机?

25/03/15

作者/来源:环球时报 http://world.huanqiu.com

50岁新加坡遇“中年危机”? 转型之痛生抱怨情绪

  “任何治理新加坡的人都必须强硬如铁,否则只好放弃。这不是玩纸牌游戏,而是你和我的生死存亡。”李光耀在一次集会演讲中如是说。新加坡,一个“迷你”岛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独立、生存、发展、繁荣,几十年来,它在法治、反腐、民生以及外交领域的成就令人赞叹,而这一切,与李光耀为新加坡开拓的生存之道有莫大关系。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预言:李光耀离去后,新加坡不会生存多久。会这样吗?在很多分析家看来,新加坡面临多重挑战,过去行之有效的家长式治理作风已引起许多民众厌倦。“新加坡人想要更多反对声音,也许未来50年,政府很难继续强势下去,新加坡成功公式的一部分就会改变”,新加坡资深媒体人韩福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将向何处去?它能否继续保持其 “非凡”美名?一串疑问摆在新加坡面前。

  缔造“新加坡奇迹”

  1959年,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大潮下,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获得自治权。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等合并组成马来西亚。两年后,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独立之初,新加坡人口不到200万,粮食和水无法自给,基础设施落后,经济依赖低端贸易,族群冲突阴影犹存。但50年沧海桑田,当年的小渔村,如今已高楼林立、跨国企业云集,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1959年,新加坡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到李光耀卸任总理的1990年,该数据已超过12700美元,到2011年更是突破5万美元关口。

  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的社论提到那段艰苦岁月:“新加坡是在新马合并后又分家的特殊情况下,取得独立……新马分家使新加坡失去了传统的经济腹地,而英国决定撤出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加剧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失业问题。”当时的困境也令李光耀忧心忡忡:“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它原是个贸易站,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1965年的新加坡,失业率高达14%。为创造就业和拉动经济,新加坡决定提供税收优惠和兴建基础设施,吸引外资。“这个政策非常成功。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工厂陆续进来,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甚至把总部迁到这里,新加坡成为吸引外资和跨国企业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特约编辑、前《海峡时报》总编辑韩福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根据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罗兰贝格2011年的一项研究,新加坡是欧洲公司在亚太地区建立总部的主选地。现在,新加坡所拥有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数量是东京的两倍多。

  “新加坡自1959年以来发展迅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毫无疑问,我的回答是人才质量。”李光耀1982年时说。新加坡不仅依靠培养本地人才,也大力引进外来人才。“人才引进不是口号”,新加坡经济学家林日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加坡政府为外来人才创造就业和商业机会,为他们提供高质量、有保证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家庭无后顾之忧。这些都是人才到新加坡的原因。”据新加坡贸工部统计,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外籍人士对新加坡GDP的贡献度达41%。

  新加坡有“实用主义国家”之称,而“实用”是李光耀一切决策的根源。没有条条框框,寻找什么可以做,什么需要做,以务实精神塑造新加坡的未来。新加坡经济大概每十年转型一次,上世纪60年代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是自动化产业,80年代引入高科技产业,90年代是电子产业,现在主要是服务业和旅游业等。

  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缺乏资源禀赋、多民族多宗教的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攀升至第一世界梯队,缔造了“新加坡奇迹”。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还树立了小国外交典范。在平衡外交理念指导下,新加坡以务实的态度,使其国际威望大大突破“蕞尔岛国”的局限。

  显露两党制雏形

  在2011年的著作《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中,李光耀强调,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政府强有力的治理和高效率的(国家)机构。为打造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新加坡在1960年就颁布《反贪污法》。为确保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不涉入权钱政治,该党制定了一整套“操行守则”。新加坡的繁荣离不开这个几十年来一直执政的强力政党。

  但在2011年5月的国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仅取得60.1%的全国平均得票率,输掉87个席位中的6席。人民行动党独步国会议席的时代蜕变成雏形的两党制政治。随后,首任总理李光耀与二任总理吴作栋辞去内阁资政一职。

  自2011年大选以来,新加坡政府的执政模式在转变。总理李显龙认为,新加坡的政体可以且必须容许更多观点、更多辩论和更多参与。同时,他明确强调,新加坡必须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包括精英政治、开放和多元民族等。

  “新加坡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既要满足年轻一代的期望和需求,否则会对大选不利,又要继续维持和平、发展和稳定。”韩福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今年2月,《环球时报》记者专程赶往新加坡,在采访中了解到,那次大选结果并不代表许多新加坡人倒向反对党。新加坡人连蕴婧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的父亲当时把票投给反对党,并非真心希望反对党执政,而是为了让政府里有更加多元的声音,从而让人民行动党更注重倾听民意。

《联合早报》前副总编辑吴元华著有《新加坡良治之道》一书,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新加坡现在面临前总理吴作栋所形容的‘中年危机’。一方面,国家已经取得非凡成就,可谓区域最富裕的国家;另一方面,部分国民因生活费高涨、贫富差距扩大等全球性因素而觉得生活担子越来越重,因此对政府的某些政策表示质疑。”

 经济重组不容易

  50岁的出租车司机李福赛对新加坡的治安、法纪和组屋住房政策很满意,但对物价颇有怨言。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每个月收入2000多新币(1新加坡元约合4.5元人民币),10年来都没多大变化,倒是物价一直在涨,在新加坡生活还是挺有压力。”

  新的发展问题摆在面前。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7%,70年代为9.4%,80年代为7.5%,90年代为8.4%,进入21世纪增速明显放缓,2014年只有2.8%。作家瓦达凯斯是一名印度裔新加坡人,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过去10年新加坡经济表现总体良好,但面临一个突出问题——因为存在大量廉价外劳,新加坡的生产率相比欧美国家不算高。

  于是,在新一轮经济转型中,新加坡政府提出经济重组、把创新与提高生产率相结合等战略,同时收紧低技能外籍劳工配额。新加坡人力资源部发言人邮件回复《环球时报》记者时表示:“虽然我们仍然欢迎有技能的人才,但由于新加坡有限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我们无法不限制外籍劳工。我们正在进行新一轮经济结构重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力扩张型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周孙铭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新加坡经济上走资本主义、财政上走家长式、国家上走社会主义,三方面配合得不错,所以取得了今天的成果。但2011年人民行动党输掉一个集选区,面对一人一票的压力,政府就会增加在民生领域的投入,这也意味着政府的财政盈余会越来越少,现在的发展模式会出现改变。” “现在是经济重组的第五年,生产率提高并不明显。要实现目标不容易,未来能否成功很难说。”韩福光说。

  “未来并不确定”

  成长在经济腾飞时期的年轻一代是另一大挑战。瓦达凯斯说,新加坡年轻人对一党制越来越质疑,他们要求更多民主、更加透明和自由的信息。老一代人则认为年轻一代缺乏忧患意识和警惕心理。正因为此,在快90岁时,李光耀仍出版新书《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理解并支持国家的发展道路。

  英国《金融时报》23日称,新加坡有着“保姆国家”的名声,该词切中李光耀的理想社会核心特征:为了更广泛的社会福祉,集体责任高于个人天性。但这种家长式治理作风引起许多新加坡人不满,他们厌倦了被告诉该如何生活。

  瓦达凯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新加坡最终会由一党独大的政府向多党民主制转型,在未来两届大选内,即到2022年之前,人民行动党就会失去多数支持。不过,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学者胡逸山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加坡从一党独大转向多党共治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不是接下来一两届大选能出现的。原因是:第一,许多新加坡人对现在的执政党有信心;第二,换执政党的话,新加坡往哪个方向发展,走向哪里,没有尝试过。因为大家没有尝试过,所以对要不要换执政党是有疑虑的。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也表示,不担心新加坡的短期未来,“愿意打赌人民行动党必会赢得下届大选”,但对人民行动党能否长期执政把握不大。马凯硕日前在他的新书《新加坡能生存下去吗?》发布会上还称,“以任何国际标准来衡量,新加坡的首50年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身为学过历史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历史会把所有的非凡抹去,把我们带回正常状态。”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对于他所创建的这个实用主义城邦,未来并不确定。”美国《福布斯》网站称,李光耀给新加坡留下的是繁荣与秩序,但他的遗产的持久性令人生疑。“新加坡现在期望变革和演进,但他们不确定。我认为人们有些担心和疑虑”,《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欧内斯特·鲍尔的话说。

  “也许未来50年,政府很难继续强势下去。”韩福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至于新加坡能否继续“特别”,他说,“我想说,机会是有的,但是未来会否和现在一样,没人能说得准。”

环球时报报道 本报驻泰国特派记者 俞懿春 本报记者 张倍鑫

---

分类题材: 经济_economy , 政治_politics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