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的鸦片经济

13/11/06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新加坡开埠并不是英囯的主意,也不在东印度公司的计划之内。莱弗士开埠新加坡纯是假公済私的结果。因此,新加坡开埠后既没有政治上的支特,也设有财务上的资助。

实际上,在1819年当新加坡开埠的时刻,东印度公司已经是一个200高龄的商业机构,在财政上也因常年庞大的军备开销而赤字连连。公司在实质上已经濒临破产的边沿。因此,留在岛上开发新加坡的法奈,必须自己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进行辟山填海的庞大工程。

东印度公司向来垄断鸦片与茶叶的贸易特权,所以鸦片成为岛上的经济命脉。东印度公司在贸易的层面上设法赚取鸦片贸易利润。东印度公司做为殖民地政府,则在鸦片贸易上抽取税务,作为政府财库进账以支付新加坡开发的费用。

因此,鸦片经济是新加坡开埠时的最主要经济来源,沒有鸦片经済也就不可能开发新加坡岛。法奈在1820年施行鸦片税,赌博税与烟洒税。根据Trocki (1990) 的数据,鸦片税是新加坡的主要税收来源,很少低于四成,却往往占总税收的六成。在1820年-1821年间,鸦片税占全税务年的46.1个百分点。在1823年-1824年,鸦片税占全税务年的49.1个百分点。

在鸦片经済里,英国人只是提供鸦片的货源,并同时立法管制鸦片的贸易。而鸦片经済的实际运作则是全靠华人经済维持。华人支付巨额费用领取牌照经营鸦片买卖。华人劳工是鸦片的最大消费者。而华人私会党是维持鸦片经济的产权执法者。私会党是保护地盘铲除非法鸦片买卖的武装力量,所以沒有私会党,鸦片市场也就不能维持。

东印度公司本身缺乏财务势力维特新加坡开埠的经费,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洋商行推动新加坡口岸的贸易经济。公司因为投鼠忌器,所以对洋商行得处处忍让,从而在政治上处于下风,让洋商行在口岸为所欲为,塑造了经济上的放任惯例。

由于洋商行拒绝支付口岸的贸易税务,新加坡口岸因而成为无税的口岸。新加坡成为免税口岸的同时,殖民政府只能通过向华人经済,征收鸦片税务以支付口岸的开发与行政开销。因此,Trocki (1990)认为,是新加坡华人苦力的鸦片开销,塑造了新加坡的免税口岸的政治与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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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