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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自夸说领导邮差罢工

23/08/14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回忆录:‘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

李光耀领导邮差罢工?历史果真如此?那是天方夜谭?还是居功自傲?

居功自傲是说有人自以为是,把别人努力的成果,贸然的看成是自己的了不起功劳。这也就是泉州老乡说的,拿别人的屁股当面皮,意思是拿别人的东西装阔。

要知道李光耀有没有居功自傲?是不是居功自傲?可以看看李光耀回忆录第十二章,邮差罢工的胜利,是如何描述自己在邮差罢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谓成就。

1,接洽邮差罢工事件的经过: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求黎觉的意见,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大会。…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们的勇气…。’

2,李光耀在罢工期间干了些什么?

‘就在5月13日罢工开始前,已经从英国回来的吴庆瑞安排我…会见《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在伦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离开。…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课题,借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战。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业,他急于投入战斗。

这场斗争使拉惹勒南越战越兴奋。…于是我们两人成了好搭档…我打电话给他提建议,向他传达街头支持者的反应。他要我检查他的社论的力度,并把社论的校样送到我家请我提意见,并且通过电话交谈…。…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报》做事的话,《海峡时报》就会完全不登邮差和我的消息,我们恐怕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

政府惊惶失措。辅政司建议“一旦雇员恢复工作便继续谈判”。我回答说,要是工人取消罢工,谈判又失败,他们就可能得进行第二次罢工。辅政司的反应是…如果他们报到上工,他会亲自同工会代表谈判。我劝工会领袖采取新的立场,宣布停止罢工三天,“以消除政府所认为的使它无法进行谈判以立即解决纠纷的唯一障碍。” … 这就给辅政司和他的官员挽回了面子。’

3,李光耀描绘罢工事件的结果:

‘这是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第一场罢工。一切完全根据法律行事,没有威胁,没有动用暴力,…工会胜利了。…两个星期的事态发展,不但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改变了反殖民统治宪制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

李光耀在回忆录对自己的角色夸夸而谈,却几乎只字不提邮差工会的马来领导人。喧宾夺主的结果是,忽略了马来人领导邮差罢工的成就,夸张了自己的的重要性和贡献。所以有必要回顾这一段历史,从常识的层面,看看李光耀的角色究竟为何。

首先,‘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这一个找我的说法纯属虚构,是抬高身份塑造一个慕名而来的假象。

如果工会真是慕名而来,就不会有工会的第一选择是AP拉惹,再由拉惹介绍工会去找黎觉与王律师馆的过程。此时李光耀只是一个刚完成培训的新人,名不见经传。

邮差工会绝对不是要找李光耀;李光耀只是被安排负责罢工事件。亲友篇34页:‘1952年2月…律师馆的高级合伙人,要我处理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的案子。’

李光耀说,‘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法律代表是提供法律意见,而不是代表工会进行谈判。谈判是工会领导人的工作。这样的文字,鱼目混珠具误导性。

李光耀说,‘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李光耀意图制造同情工会的假象。要不要收费,要收多少律师费,是黎觉的权力,和李光耀完全没有关系。既便黎觉不收一分钱,李光耀还是一毫不减,拿他的每个月一千元的真金白银。

李光耀说,‘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法律代表出席工人大会是去办公事,不是去动员工人罢工。这两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职责,含糊其辞的混为一谈,那就是抢夺了工会领导人的辛勤劳果。

其二,拉惹勒南利用邮差罢工事件煽动社会是卖报纸的生意经,也是替李光耀免费政治宣传的顺水人情,不是为了罢工工人。两人狼狈为奸是为个人事业与未来政治盘算捞取利益。这种利用别人的不幸困境,套取自己私人好处的勾当,是趁火打劫。

详细描述辅政司与李光耀的对话,塑造了李光耀是在和政府谈判的假象。谈判是工会和政府之间的协商,要如何应对政府提出的条件是工会领袖的决定。这种承担超越了法律代表的职责。充其量,李光耀是在起草文告和来往书函上做些文字工作。

不过,从假设李光耀是英国代理人的角度来看,我劝工会领袖停止罢工三天之说,可以看成是,英国人通过李光耀传递,并且说服工会接受政府提出的方案,以便让辅政司和他的官员挽回面子。由此来看,李光耀是为了谁的利益工作?

其三,李光耀说,‘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改变了反殖民统治宪制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这不仅是扭曲真相的荒谬观点,更是以假乱真的胡说八道。

邮差罢工是争取更合理的工资待遇,不是要赶走英国人。这一个劳资纠纷是在英国人设计的社会冲突调解机制之内解决。这是一场体制内的合法工业行动,和作为一个体制外斗争的反殖民运动,两者的主要动机和政治目的全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黎觉与王律师馆和进步党,都是英国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从政治层面来看,由黎觉委派的工会代表律师也可以看成是英国的代理人。忽略了这一个关键性的政治关系,就模糊了历史的真相。事实是,在这一场劳资纠纷中,英国人和英国代理人,双方联手共同对付了马来邮差。

这一种通过英国人的制度来解决劳资纠纷的政治方案,完全是在维护英国人的利益,所以,何来反英之说?李光耀把争取合理工资,说成是反殖民统治,纯是一派胡言。

从这一历史事件来看,李光耀所谓的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说,李光耀由此经历得到启发。从此之后,新加坡的劳资纠纷,都必须通过政府和政府代理人共同执行的社会机制,来寻求解决方案。

事实上,这就是李光耀设计的新加坡共同价值观之第四条,协商共识避免冲突。

这一条游戏规则是说:新加坡的任何社会冲突,都必须要在李光耀设计的方案之内寻求解决,也就是说,问题必定要在政府控制的架构内化解。说白了,任何体制外的活动,都会被看成是共产党阴谋,要面对无审讯,无限期囚禁黑牢的政治后果。

回顾历史,李光耀夸口领导邮差罢工是浑水摸鱼,不仅是明目张胆,掠夺了马来邮差与工会领导人的集体努力成果,更重要的是,完全颠覆了马来邮差罢工事件的政治现实,那就是,英国人和李光耀联手摆平了马来邮差。

由此来看,李光耀的自说自话,是不是不仅仅居功自傲,更是模糊了政治过程,隐瞒了自己在邮差罢工事件中的英国代理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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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