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三水红头巾过番

23/08/04

作者: 黄杰华 日期: 23-8-2004 来源: 珠江时报http://dadao.net/php/dadao/temp_zt_news.php?ArticleID=1060

在上个世纪初至解放前的几十年间,从广东三水前往新加坡等地从事建筑行业的妇女“红头巾”数以万计。近日,记者为了探究这段历史,前往芦苞敬老院,走近这些当年闯荡异国、含辛茹苦的劳动前辈,听她们讲当年的故事,重现红头巾那段艰苦而悲壮的“过番”历程。她们中最年轻的也已有90高龄。“红头巾”人数每年在减少,若再不将这段历史整理出来,恐怕以后将没有机会了。

芦苞最老“红头巾”101岁

不久前,敬老院里还有6位红头巾,可是日前最老的107岁的叶长连和刚满100岁的梁杏容相继辞世,目前在芦苞敬老院的共有4位,她们当中,最长的林桂仪阿婆已经101岁,而最年轻的麦美太阿婆也已达91高龄。据三水芦苞敬老院劳桂容院长估计,在整个三水,回来养老仍旧健在的“红头巾”人数至少有几十人,多数已是八九十岁高龄。

劳院长告诉记者,这些老人由于年纪太大,很少有能够自由活动的能力了,不是卧床瘫痪,就是老年痴呆,身体都不太好,但是在敬老院里都得到了较好的照料。几名户籍不在芦苞的老人,不能享受政府补贴,每月需自已或由亲属承担约600余元的费用,而林转仪等几位无儿无女的本地户籍老人,每月所需的约650元生活费,由政府补贴。据劳桂容院长说,她所知道周边的大塘、南边、西南等敬老院内都有一些曾经是红头巾,西南镇敬老院的一名老人几年前已经满了百岁。

三水女工都戴红头巾

一块浆硬了的红布摺成方形的帽子戴在头上,用以遮太阳挡雨,又可防止尘粉玷污发髻。每当晨光微曦,头包红巾,身着蓝衫黑裤、脚穿用旧轮胎自制成“皮屐”的三水妇女,用一根扁担挑着砂石、砖块,在工地上攀高爬低,从清晨7点忙到傍晚5点,这是当年她们的标准装束。

由于她们穿戴颜色划一,尤其头上红巾别具特色,引人注目,故人们都叫她们做“红头巾”, 久而久之,便成了三水妇女的代名词。

据新加坡华裔馆展览会顾问陈来华先生向记者介绍,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女工包头巾是有籍贯区别的。在本地干粗活建筑工作的,一般来自三水及广东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地。其中的中邑客家女工在劳作时头戴的是蓝色头巾;而来自清远的妇女则是穿着以浅蓝色为底、印有白色小圆圈波点图案的服饰;建筑女工的三水人包四方形红头巾。许多来自其它地方的人,多是随便戴个头巾遮一遮,并不像三水女工那样讲究。之所以统一戴上红头巾,是为了让老乡之间能够一眼识别,互相之间容易有个照应。

“红头巾”所戴的红头巾,是工作时用于遮灰遮阳的。到现在,红头巾成为了这些老人们应邀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时的标志性饰物。但老人们在跟记者谈到那块头巾时,感情可谓颇为复杂。90岁的麦美玉老人说,当年她们在劳动时,有西洋人看到她们戴的红头巾,会上来给在工作中的她们拍照。很多老人的红头巾在辗转颠沛中遗失了,而本人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而98岁的卢亚二老人后来就再也不肯戴红头巾,哪怕是在出席纪念活动的场合。

红头巾:建筑业主要力量

新加坡人对红头巾们的刻苦耐劳、淳朴节俭的美德极为称颂,视为楷模。但这些三水妇女从故土漂泊到此地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有一段悲酸的经历。

三水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当西江、北江和绥江汇合处,土壤肥沃、渔产丰富。不幸的是百余年前,水利失修,三江一旦泛滥,三水受害最深, 房屋和农田都被淹没了,特别是1915年,连绵两个半月的大雨,使得三水境内四处决堤,乡民溺死,米粮断市。那是三水人大批逃亡海外的一年。据《三水妇女志》记载:十八世纪末开始,由于国外列强侵略不停,国内军阀混战不休。而三水又地处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备受战祸之苦,更为甚者,因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仍。在战乱和灾荒的威胁下,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从十九世纪20年代起,大批乡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甚至远渡重洋,漂泊异国他乡。

三水人还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女人纷纷出洋,很多男人则留在家乡,因此到南洋的三水人以妇女居多。这些妇女在乡下干的是耕田、砍柴等粗活,体力好又吃得了苦,担泥挑土的工作她们最能胜任,所以到南洋后,大都成了从事建筑工作的“红头巾”。从20年代起,三水妇女的红头巾在新加坡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建筑行业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红头巾的辛酸

这些到新加坡谋生的妇女,比男的逃生更为不幸。当年的红头巾都有着类似的命运:嫁人之后,丈夫或是早亡,或是不思上进,女人无法谋生,迫于无奈与姐妹们相约,跟“水客”(带人下南洋的向导)远走他乡寻口饭吃。到新加坡谋生的三水妇女,多数是靠“水客”带路并垫支“水脚”(盘费)的,以后在做工收入中逐月扣还。

跟顺德“自梳女”不同,明知婚姻不一定能摆脱苦难,相反的可能是另一重苦难的开始,三水妇女还是早早就出嫁,因为不嫁将被娘家村里的人看不起。即使未婚,家乡已有指定婚配的女子,到南洋后也要以“生鸡(公鸡)拜堂”完婚,所以绝大多数红头巾都是已婚妇女。这些已婚的红头巾都是无法在夫家生活下去而出洋的。还有一些三水妇女,是为了挣脱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南渡的,一些则是丈夫早逝,生活没了依靠不得不南来。不管什么原因离乡背井,这些三水妇女南来后并没获得真正的解脱。

为夫家为娘家任劳任怨

到了新加坡之后,无亲友可投靠的,多由“水客”带到大坡牛车水,这里是三水人聚居的地方,尤其是盒巴珍珠街(人们习惯称作豆腐街),恰如一条三水村落。凡从“唐山”(指中国大陆)初来的新客,都会得到像亲人一般的接待。

单身的妇女到此后,多数是几个人合租一个房间,挤住在地板上或木架床上,白天,她们有的到工厂去做剪除橡胶片上杂质的工作,每日工资4角钱左右(当时一天伙食费用约1角钱)。大多数人则到建筑工地做泥水杂工,搓灰沙、担砖块、搬木料,10多层高的建筑物一样要用双肩把材料挑上去,劳动强度很大。一天劳累10个小时,名义上有工资七、八角,但因为工程是分类、分层承包的,每分多一层,就多了一重剥削,结果实际得到的只有五、六角钱。有时包工头还无理拖延支付,甚至卷款潜逃,可怜女工也就白流了血汗。由于三水妇女都来自贫穷的农村,一心要挣钱回乡养家,且又具有勤劳俭朴的美德,故受欺剥,仍拼命劳动,从不偷懒。所以凡建筑包工头都争相雇佣。每天晚上,包工头就来到豆腐街招工。晚晚如是,豆腐街也就成了劳务市场。

为了多挣些钱积蓄下来,“红头巾”们每天早上4点多钟便起床做饭梳洗,5点多钟就提着装盛午饭的篮子出门上工地。直到夕阳西下,夜幕低垂的时分,才拖着疲乏的身躯,迈着蹒跚的步伐返回鸽笼似的住处。

晚饭后,她们有些人还将白天在工地上捡来的废木料拿到街上当柴卖,有些人到市场捡烂菜叶作第二天的饭菜;更多的人则匆匆赶去豆腐街“企市” (站着等招工),等候包工头雇佣或希望找个多点工钱的工作。

据《三水妇女志》记载,红头巾老人们回忆辛酸的岁月,会唱起当年唱过的“叹歌”(三水北部地区的一种方言歌曲,也叫“叹命”):“十个过洋,九个苦命,若非苦命,也因家贫。”“到了南洋六个月,不思茶饭半年长。”这全是三水妇女飘零异国时内心真实的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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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