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的自由贸易

09/11/06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由英囯人撰写的新加坡历史里,在传统上是把新加坡成功开埠,并快速的发展成为一个区域土产市场的经济结果,归功于莱弗士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一个论点是否正确,还是有待商议的。

首先,莱弗士和新加坡开埠后的真正市场开发,与城市建设工程有多大的密切关系还有待确认。莱弗士从马来人手上巧取新加坡之后,就立即离开新加坡岛,在3个月后重返新加坡岛,再次向马来人索取更多的土地。莱弗士停留了4个星期之后,第二度离开新加坡。之后再过了3年又4个月的时间才再次到访新加坡。这时的新加坡在威廉法夸独自的领导下,已经成功的吸引了周边的土产经济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其次,新加坡在开埠初期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是具争执性的,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总部对新加坡开埠不敢苟同。梹榔屿总督更是持反对意见。因此,新加坡沒有开埠经费的支持与来源。法夸制定的鸦片烟税,赌博税与烟洒税,是维持岛上行政与开发的最主要来源。

其三,由于政治前景不明朗,加以必须大力吸引商行与商人到新加坡岛交贸,法夸不敢征收任何的口岸贸易税。因为梹榔屿在早些年曾尝试征收口岸税而遭到外商的严厉拒绝。

其四,新加坡口岸贸易之所以能快速增长成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荷兰殖民地政府向其属地收取苛捐杂税,使到外商不堪重负,纷纷把贸易转往新加坡口岸。因此,新加坡的贸易经済能快速发展是受惠于荷兰的苛捐杂税。

此外,更必须了解到东印度公司是重商主义下的产物,经济垄断与财富掠夺是公司的本性。事实上,公司的特许权力就是垄断贸易。这种经济行为和自由贸易思想背道而驰,离题一万八千里。

新加坡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很少贸易税务的口岸。但是,这一个没有贸易税务的经济现象,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经济政策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现实的结果。换言之,新加坡并沒有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

新加坡之所以会有近乎没有贸易税务的现象,是因为殖民政府在政治上无能力向洋商征收税务。回顾新加坡历史,洋商曾多次拒绝政府提出的征收税务的政策。简言之,洋商根本拒绝向政府交税。

新加坡殖民政府在经济上极为脆弱,必须依赖外商扶持新加坡口岸的生存。所以在政治上完全沒有能力讨价还价,对外商的经济放任行为,也就在根本上是无可奈何。因此,外商在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与为所欲为,在实质上,就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政治上无能反抗。

由此可见,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根本上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政策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上强弱的结果。换言之,自由放任经济,不是一个事前(ex ante)即定政策结果,而是一个事后(ex post)的政治结果。学者把新加坡看成是自由贸易的奉行者,是在认知上忽略了达至这一个经济现象的政治过程。

经济发展有其路径遵循的惯性,所以当今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经济,也还是一个冈样的现象。新加坡政府对外商无能为力,任外商为所欲为,从而有一个新加坡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错觉。

新加坡政府在1979年的第二度工业革命计划,试图用高工资逼使外商把生产方式从劳工密集作业,改革为高科技的机械作业。这一个经济政策被外商全面否定,新加坡经济因此进入罕见的衰退,导致政府政策急转弯。

显然的,人民行动党对世界资本体系,只能言听计从,少有发言的权力。外商能够在新加坡经济体系内为所欲为的行为,从而塑造了美国经济大师弗里德曼的赞赏:新加坡是自由市场经済的典范。

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却是:在人民行动党的土匪经济模式里,个人不享有经济自主权。新加坡之所以会出现自由放任的经济现象纯是一个政治结果,而并非政府是在提倡自由主义经済。所以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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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