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马华侨华人

02/12/02

作者:巫乐华 日期: 2002 来源:福建省侨务 http://www.fjxy.com/qsgc/qsgc4.htm

“海水到处便有华侨、华人”,这是一种经常被人们提起的说法,它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人数之多,分布之广。三千余万的华侨、华人,约有85%以上居住在亚洲。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华侨、华人聚居的主要国家。其中新加坡人口的三分之二、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是华人(族),还有极少量的华侨。

华人在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历史上华侨对新加坡和马来亚也有过重大贡献。新加坡博物院前那座无名老年华侨纪念铜像基座上镌刻的碑文,很能说明这点。文曰:“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叻、屿、甲三府,暨马来全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者,良非鲜者。”

叻,即石叻,源出于马来语“海峡”(selet)的音译,华侨将它作为新加坡的别称。屿,即槟榔屿;甲,即马六甲。二者俱为马来西亚的重要港口城市。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是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是历史上华侨聚居的地方。很显然,这是一座表彰中国移民以坚忍耐劳的精神和非凡的能力为新加坡、马来亚做出贡献的纪念碑。碑文言虽简短,意却深邃。

新马一衣带水,历史交错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衣带水,隔狭窄的柔佛海峡相望,有长堤相连。新加坡面积只有六百余平方公里,从国土面积看是弹丸之地。马来西亚要大得多,总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由陆地互不相连的两部分领土组成。两国的历史是交错的。

在公元初年,在今天新马两国的领土上曾出现一些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古王国。公元7世纪以后,马来半岛遭到来自今天印尼泰国的古王国室利佛逝、满者伯夷等的入侵和控制。15至16世纪,独立自主的满剌加王国崛起。它传位七世,存在了109年,一度雄踞东南亚。 新加坡曾经是满剌加王国末代君主之子建立的柔佛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16世纪以后,这一地区相继沦为葡、荷、英、日的殖民地。

英国于1786年占领槟榔屿,1819年占领新加坡,开始了对这两个国家长达百余年的殖民统治。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采取种种手段,逐渐吞并了马来亚,战略地位重要的新加坡也逐渐成为英属马来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2年至1945年,马来亚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本血腥统治。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宣告了英国在马来亚171年殖民统治的结束。新加坡则于1959年成为自治邦,在英联邦范围内实现自治。1963年,新加坡和沙巴、砂捞越以州的名义同马来亚联合邦合并,称为“马来西亚”。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成立独立自主的新加坡共和国。打这以后,难割难分、交错复杂的两国历史方才分道扬镳,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国和新马很早就有交通贸易往来。据中国古籍记载,远在公元前3世纪的西汉时期,就有中国人到过马来半岛。在此后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和这一地区先后出现的一些王国交往频繁。满剌加王国和明王朝关系十分密切,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满剌加王国有三位国王五次访问中国。15世纪初,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有五次到过满剌加,并且将它作为一个中心站。郑和的远航,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和马来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

中国和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为中国人的移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华工移居

中国人进入包括新马在内的南洋(东南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千年以前,但大量移居则是19世纪中叶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

19世纪初,今日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是一个人烟稀少、荒凉落后的地方,用一位英殖民地官员的话说,那时的新马“除各条河的河口和沿海岸一带有少数的居民外,依然是一片充满了原始丛林的地带”。要想开辟它,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而人烟稀少,劳动力严重不足,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于是,英殖民主义者就从印度、中国输入大量廉价的劳工。

移入新马的中国劳工大部分来自广东、福建。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沿海大批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为谋生计,纷纷出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臭名昭著的贩掠人口的“猪仔贸易” ,大约先后有八九百万名华工被贩运入新马。华工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港口建设、土地开发和农垦业中。

中国移民是和平移民,他们没有政府和炮舰作后盾,他们是因战乱、天灾、贫困而被迫离乡背井,漂泊异邦。中国人出国,正如一首歌谣唱到的那样:“火船驶进七洲洋,是好是劫全由命。”早年到新马的华侨也不例外,他们在家乡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行之有效,在侨居地的矿山、种植园和建筑工地上也一样在苦难中煎熬、奋斗。

华侨社会 “三宝”

中国人移入新马较早,特别是19世纪中叶后,随着移民人数的猛增,华侨社会逐渐形成。被称为华侨社会“三大支柱”(“三宝”)的华侨社团、华侨中文报刊、华侨学校(“侨团、侨报、侨校”)在这里得到蓬勃的发展。

新马的华侨社团出现于19世纪末,主要是基于地缘、血缘、业缘基础的各类同乡会馆、宗亲会馆、同业公会。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超越地缘、血缘和业缘和各地华侨社会最高机构,如中华总商会、中华大会堂等。最著名的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它积极维护华商经济利益,反对殖民当局的各种歧视性政策,起着华侨社会、清政府和英殖民当局之间的联系桥梁作用。

华侨中文报刊在新马出现,是19世纪末的事。最有名的是1881年新加坡出版的《叻报》。尔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中文报刊,但除《叻报》和《槟城新报》存在的时间较长外,大部分均昙花一现,只存在了短短的几年。辛亥革命前后,围绕着革命还是保守这一中心问题的争论,出版了《图南日报》、《中兴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在两次大战期间,由于中国政局的影响、华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新移民的涌入,中文报刊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出现了最有影响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其创办人分别是陈嘉庚和胡文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华文报刊一度出现相当繁荣的局面,除《南洋商报》、《星州日报》等老牌报纸外,还出现了一份在华侨社会中影响很大的《南侨日报》。

华侨历来重视教育,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新马地区就出现了很多私塾。19世纪末以后,出现了办新式学校的热潮。1919年年陈嘉庚首创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它是东南亚最著名的华侨中学。到1949年,全新马共有侨校1680所。1956年,南洋大学在新加坡成立,这是在中国本土之外开办的唯一一所正规中文大学。
  华侨社团、报纸和学校的迅速发展,反映了新马华侨社会发展的完整性和成熟性。它们对加强侨胞的团结、互助,加强华侨和祖国的联系,传播文化科学思想,灌输中华民族意识,从总体上提高华侨社会的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贡献卓著

新马华侨为侨居地和祖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马的种植园差不多均为华工开垦和种植。对锡矿业和橡胶业——新马的这两大经济支柱,陆续出现了一批城镇,它们大部分是今天马来西亚城市的前身。即以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为例,直到19世纪50年代,它还是两条河口交汇的一片沼泽。在马来语中,kuala lumpur(吉隆坡)是“泥泞的河口”之意。约在1857年,有几名华侨到了这里,盖了三间草屋,从事锡矿砂收购和粮食日用品的零售生意,这个“三家村”就是今日吉隆坡的摇篮。特别是在70至80年代,来自广东惠阳的叶亚来担任了吉隆坡的行政长官,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吉隆坡的市政建设,奠定了吉隆坡市今日的规模和基础。叶亚来被看作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一本英国学者的权威著作中说:“假如没有华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华侨还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不遗余力,贡献至大。他们兴学办校,传播文化科学;他们办医院和各种福利事业,造福大众。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更是永垂史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殖民当局扯起了白旗,新马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在尔后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日夜夜里,与日本占领军浴血奋战的主要抗日队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及136部队的主体都是华侨。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谱写了新马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新马华侨还有着光荣的爱国爱乡传统,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投资兴办企业。中国第一家橡胶公司 —— 琼安橡胶种植公司是马来亚华侨何麟书在1906年集资创办的。生产名酒“金奖白兰地”的山东张裕葡萄酒公司是马来亚华侨张弼士在1892年开设的。二,兴办文教社会公益事业。其中以陈嘉庚的倾资兴学最为突出。三,支持辛亥革命的抗日战争。

关于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孙中山有很高的评价,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华侨为革命之母”,而给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最强有力支持的首先是南洋华侨。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是新加坡和槟榔,当地华侨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而在武昌起义前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前后发动的十多次武装起义中,新马华侨都积极参加,有些起义还是由新加坡华侨担任指挥的。各次起义所获的捐款,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新马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新马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祖国的抗战事业作了最有力的支持。

以上我们做出的是历史的回顾。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是大不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新马华侨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大部分人是从中国移入的,即所谓“新客”。他们把新马仅仅看作是侨居的“第二故乡”,在观念上是“落叶归根”,对祖国的政治活动积极参与,完全认同于中国,而对侨居地的事却往往表现出“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超然态度。但这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带根本性的深刻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国籍的变化。新马华侨从政治上认同于中国转向认同所在国,成为新加坡公民、马来西亚公民。与国籍变化相联系的是华侨经济演变为华人经济,成了当地民族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涌现了一批比陈嘉庚、胡文虎等的经济实力强得多的企业家。华人经济走向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族的新一代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也大大不同于他们的祖辈,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出现了一批高级的文教科技人才。从50年代中期即开始的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冲破了重重阻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日益新加坡化、马来西亚化的同时,华人不忘自身文化历史的源头,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去丰富和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李光耀先生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们的历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的,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文明创始时就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和文化。”这段话深刻地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认同观,是非常正确的。如今,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正在创造着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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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