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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经济与儒家伦理学

02/05/04

作者:利生法师 (香港)日期:2004 来源:http://www.wx520.cn/dispbbs.asp?ID=35572&boardid=116

新加坡被誉为东亚现代文明的典范,而它建设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根植于华人中的儒学。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6.8% (据1980年人口统计) ,他们在新加坡历史发展与现代文明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被称为最勤劳、最能干、最富于创造性的民族。华人这些优良品性是中华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与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儒学,有着密切关系。儒学是华人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这一点上,海内外华人是共同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1991年8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首届华商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 “世界各地华人成功的主要因素是节俭、刻苦耐劳、重视教育、社群的信任和互相扶助, 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1) 李光耀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体现。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也说: “ 华人很早以来就开始向海外移居, 他们把孔子学说及儒家思想所发展出来的精神,带到所移居的社会。化人的勤奋、节俭、讲求信用, 对法律的尊重,对社会的关怀,对家庭的爱护,以及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使他们不但在海外打开新的世界,同时也保持了祖先所遗留下来的美德和传统。总之,移居海外的华人能够有今天,能够为他们的后代创立下繁荣、文明的社会,同孔子及儒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2) 儒学在海外华人身上的影响是极大的, 新加坡华人们在异国他乡谋生更为艰难,儒家的优良品性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很强烈,这主要表现在:
   
一、儒家所重视的敬祖爱国的忠孝思想是海外华人创业的力量源泉。

儒家伦理中特别重视“孝”,孝为人类所特有,而不为动物所有,不是自然感情,而需要后天涵养。孝的涵义,《说文》中说: “善事父母”,可见孝是子女辈对父母应尽的道德责任,包括尽心奉养父母和顺从父母的意志。孝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已有孝字,至于《诗经》、《尚书》中出现孝字更多。《管子·小匡》载:“有慈孝者不告,就是蔽贤;有不慈孝者不告,就是下比。”(3) 可见殷周时人已非常重视孝。 而后世儒家,更是如此。孔子 把孝看成是仁之本,程子把孝看成是行仁之始。至于《孝经》更是把孝看成至德要道,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4) 把孝提到天道、地道、人道的高度。儒家认为行孝有三个环节,生则养,丧则哀,祭则敬。并说最重要的是扬名显身,光荣父母,以孝移忠,以忠成孝。《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5) 儒家的孝道精神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这种思想被华人带到海外。他们在异国他乡,不忘自己的祖宗,不忘祖国,他们都期望有朝一日,发财致富,回国光宗耀祖,报效祖国。因此儒家所倡导的敬祖爱国思想,成为他们不畏险阻,艰苦创业的力量源泉。“中国的种植者正以他们一贯的精神工作着,在山边砍一小片一小片丛林,种上甘蔗 ── 这这些中国人只想着有朝一日他们可以腰缠西班牙银元返回中国,他们发财后,小者颐养双亲,成家立业;大者光宗耀祖,为家乡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6)“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日本、古巴、巴西和加拿大等地,世界各地华侨每年单‘寄资回籍养家立业’一项, 就达6000万元之巨”。清满政府在列强的侵略下,大量陪款,财政上陷入极端困境,“只是由于有了华侨的捐款、汇款,才使得清政府财政,尚有可周转。”(7)
  
正是由于敬祖爱国的儒家忠孝思想推动了海外华人在艰苦环境下创业,他们不但在海外立住了脚跟,而且成为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集团之一,新加坡尤为突出。如陈嘉庚开办橡胶种植业而致富,1925年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实业家之一。当今新加坡的“企业巨人”郭芳枫, 1988年被英国著名的经济杂志《富比士》(FORBES) 列为超级亿万富豪。华人在海外艰难的处境下,创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是与他们以儒家敬祖爱国思想作精神支柱有着极大的关系。
  
二、儒家所主张的勤劳节俭是新加坡华侨成功的重要因素。
  
俭即节省、俭约。俭约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古代,无论是儒道墨晏都提倡节俭。孔子赞大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官室”, 薄于自奉而勤于民事,就是称赞俭约。《论语》中说:“奢则不逊,俭则因,与其不逊也,宁固。”(8)在奢与俭的选择中, 孔子是宁俭而不奢的。  

古人崇尚俭约,认为俭约可以养德。所以君子应以俭约为重,而不以奢靡为荣。宋朝司马光说:“人之常情, 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9) 他还说俭之所以可贵, 是因为德都是从俭中来的。“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 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10) 相反,“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图,败家丧身。”(11) 因此司马光最后得出结论说:“以俭立名,以侈自败。”(12) 这与唐朝诗人李商隐说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是同一道理。  

俭约是美德,但俭只有和勤结合在一起时,它才有意义。勤能开其源,俭能节其流。勤而不俭,生活靡费,是不行的;俭而不勤,仅节其流,而不开其源,俭就难免流于苦行。所以勤俭通常总是连在一起,为人们所称道、运用。

华人在海外创业成功,靠的是勤劳和节俭,而不是侵略和掠夺。《李光耀》一书中说:“华侨总的经济成就不可能由于他们在中国有过任何特殊的商业训练,因为在移民中,商人阶级所起的作用太微小了。他们中间大多数是农民和工匠。”(13) 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用辛勤的汗水创下了海外的基业。新加坡第一家华人银行是由移民黄福开设的。他本是一个木匠,后来成为种植园主,开办银行。新加坡巨富郭芳枫年轻时是一贫如洗,先当学徒,后开公司,终于成了“企业巨人”。《李光耀》一书中又说:“东南亚的华人在经济上是成功的(没有比在新加坡更为成功的了)。新加坡华人用他们的财富发展新加坡,也开发柔佛和马来亚的其他地方,不仅因为他们是有能力的移民,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发财致富中,懂得怎样掌握钱财,并且组织与钱有关的人。”(14) 这就是说,海外华人经济上成功不仅由于勤劳,还在于节俭。他们不奢侈浪费,珍惜财物,终于一步步走上经济成功之路。
  
三、儒家重视“人” 的人本主义思想对华侨产生了巨大影响。
  
儒家重视人的意义和价值。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5)“天地之性人为贵”(16)。儒家核心思想是“仁”,从汉字结构看,仁是“二人”复合字,这就表明,儒家哲学把人及人际关系视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哀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在人”(17)。在儒家那里,治理的本质是“治人”,治国的前提是“人性善”,治理方式是“人治”,治理的关键是人,治理的组织原则是“人伦”,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安人”。总之,一切都离不开人。

这与近代经济学上讲人才的重要性是一致的。人是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由劳动力是早期资本主义得以成功发展的基本原因。因此人们认为“人才就是财神”,正如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所说:各国致力于发展,其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形成。

而儒学这种人性论思想提醒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不要忘记开发人力这一伟大资源,提醒人们去充分调动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完善人格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这种思想正与西方“以物为中心”的思想不同,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强化了人们的功利观念,利己观念,使得个人主义膨胀。而这些观念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较发达地区、激进的思想家们根据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功利与道义的问题上,都持功利主义的态度。从17世纪的培根、霍布士、洛克,到18世纪的爱尔维修、霍尔巴哈,直至19世纪的边沁、穆勒都持这种观点,他们从价值评价的角度,肯定利已主义行为是善的。如18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孟德维尔提出“私恶即公利”的命题,以后发展为18、19世纪的合理利己主义。这种以人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思想战胜了封建僧侣阶级的道德学说,客观上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这些人本主义者从人性中找到道德的根源,他们把人的天性看成是趋乐避苦,追求物质享受的,因此,能够满足人们这种自然欲望,给人们带来利益、幸福的行为,就是道德的、善的,它的价值必须以它的客观效果,即增进还是减少社会利益为衡量标准。在他们看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总路线,或价值的基本标准。所以18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孟德维尔提出“私恶即公利”这样极端利己主义的伦理命题。  

欧洲这种以个人主义为特点的伦理观是与他们经济模式有着密切联系的。在欧洲,从古代希腊开始,其社会的物质基础就是以工商经济为主的,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方式,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的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波,使得人们形成较重的私有观念,他们重视个人独立的地位和人格,而没有形成为维护家族利益而形成的尊卑思想和等级关系。公元前9 世纪的赫西阿德就提出要以公道的统治代替暴力统治。而普罗塔戈拉“人是万物尺度”命题中,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性质,亚里斯多德也十分强调道德行为的基础在于人们的自由意志,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自由选择独立负责,这也包含着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萌芽。以后伊壁鸠鲁学派的“自由”、“幸福”、“契约”等概念和观念背后的个人主义色彩就更浓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人们就形成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的个人主义理论的基本格调。17世纪洛克等人的天赋人权说,18世纪卢梭的个性保护,19世纪穆勒倡导的自由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着这种个人主义倾向。

因此尽管欧洲伦理思想学派众多,观点纷繁,但都可以从它的发展历史中看出它是有着深厚的个人主义思想洲源的。而这种思想无疑培育了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的精神。
  
从上面可以看出,欧洲思想是提倡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那么,为了消除他在一些人眼中不那么道德的形象,他们就把人性说成是自然的,本质上就是自私的。以此作为其功利思想的理论依据。这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欧洲这样一整套的伦理思想模式也就渐渐形成,日渐深入人心,从而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这种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充分发展后,一方面固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使西方社会家庭结构松散、金钱第一,唯利是图,人际关系冷漠到最低点,人们目标混乱,互不信任,人人追逐财利,社会纷争不已。1986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举行了一个“思想意识与经济发展”的研讨会。列举了美国社会存在的上述弊端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洛奇就主张应向东方国家学习团体主义精神,台湾《天下杂志》说这次研讨会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美国病’需要东方药”。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林徐典教授指出,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或者在“后现代化”阶段,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污泥浊水,可以产生荡涤作用。新加坡当局所以不余遗力地推广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保持民族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公开宣称:推广儒家伦理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加强(华族的)文化认同,建立民族信心,并恢复传统价值观。现任总理吴作栋指出:“新加坡人越来越西化,人民的价值观也从儒家理论的克俭和为群众牺牲的精神转为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将会削弱我们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影响国家的繁荣与生存。”(18) 这里儒家价值观念的恢复发扬与否,被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经过政府倡导,社会的认同,新加坡朝野上下对于儒家思想在新加坡后工业社会的作用,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一、个人方面:儒家注重修己爱人,强调设身处地,讲求自省慎独。目的是要人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自尊尊人的君子。新加坡青年通过儒家伦理教育,可以把上代坚强不屈、谦和通达、自力更生的精神继承下来,以免走上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以及颓废消极的路上去。
  
二、经济方面: 搞好经济主要有两个因素,即人事管理和工作态度。在人事管理方面,儒家以礼待人,而且儒家主张上司对下级应宽厚、谦和,而下属则应忠于职守,这种强调上下合作的精神,合乎现代企业管理原则。同时,儒家思想注重学习、敬业乐群、遵守纪律的
精神也有助于良好的工作态度的培养。
  
三、政治方面: 儒家所谓“选贤与能”(19)、“天下为公”(20)、“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1) 都可以理解为人民有参政的权利,既平等而又有竞争性。为政者必须是正人君子,廉正公平,尽心尽力地为人民利益和社会安定作出贡献。
  
四、文化方面: 新加坡政府希望在公元2000年时,建立一个有文化修养的高度文明社会。儒家负有继往开来任务,重视精神生活和艺术修养,孔子以“六艺”授人便是证明,这些对新加坡文化的发展肯定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上述共识,集中反映在1991年新年开始时,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并经国会同意通过的《共同价值观念白皮书》。该白皮书建议以五组核心价值观念作为新加坡国民共同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同舟共济; 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勇敢宽容。

不难看出,上述所谓“核心价值观”,处处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正如该“白皮书”的明确指出:儒家学说中的许多思想观念,例如重视家庭结构,人际关系,群体利益,强调政府有责任为人民谋求福利等等,都可以“通过共同价值观念加以发扬”。

“白皮书”还指出:儒家传统价值观中的道德、义务的观念,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着新加坡人,但是现在已经逐渐消失。因此,有必要强调保存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并维护代表新加坡人精神的优秀传统价值观念。

新加坡国家管理当局对儒家价值观的重视,实际上是在现代化条件下,推行儒家管理哲学的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会管理实验”。由于文化背景的关系,西方国家恐怕不可能像新加坡那样由国家管理当局出面,大规模推广儒家伦理思想,以医治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
弊病。正因为如此,新加坡的实验就更加具有典型的意义。它不仅是对新加坡社会和国家管理当局的考验,而且也是对儒家哲学在现代社会适用性的考验,值得引起世人的注意。

注释:
(1) 《人民日报》1991年8月10日
(2) 《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7页
(3) 《管子·小匡》
(4) (5) (16) 《孝经》
(6) 《新加坡通俗史》第4-5页
(7)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181页
(8) (17) (21) 《四书集注·论语集注》
(9) (10) (11) (12) 《司马光文集·以俭示康》
(13) (14) 《李光耀传》
(15) 《白话荀子》
(18) 新加坡1988年10月29日《联合早报》中《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
(19) (20) 《礼记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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