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加坡经济的理论基础

12/10/06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要解读新加坡经济文献,有必要先行认清研究学者的立论立场,以及用来分析新加坡经济现象的理论基础。首先,从学者的立论立场,新加坡经济文献可分两大类别。新加坡学派与非新加坡学派。

所谓的新加坡学派是指,从认同人民行动党政策的立场与观点,來分析新加坡政府政策。这一批本地或者外籍学者主要是来自于由政府设立,或者财务资助的本地大学与研究机构。

因此,在定义上非新加坡学派是指,新加坡学派范畴之外的研究学者。基本上,这一批学者多是在外国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中既有外籍学者也有旅居国外的新加坡籍学者。留在本地从事研究工作的新加坡人,一般上都是非官方的独立学者。

简言之,新加坡学派是新加坡经济政策的支持者与铨译者。因此,非新加坡学派是从非官方的,独立的言论立场来分析新加坡的经济。所以这一学派对新加坡的经济现象提出官方观点之外的另类解读。

由于新加坡学术研究环境的约束。新加坡学派基本上,是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新加坡经济数据,以就事论事的踏实研究态度来工作。而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最不具政议性,所以经济数据分析成为新加坡的主流研究工作。

虽然如此,分析结论也不可以不利于人民行动党的经济政策。2003年就出现了本地大学学者的分析论断,因为相背于经济政策的假定结果,而被一名新上任部长评为‘垃圾’的经济报告就是一个个案案例。

新加坡学派要尽力避免涉及政策政治的言论,主要的动机是因为人民行动党,非明文规定经济学者不应该涉及政策制定的政治。因为在新加坡,政治是人民行动党的专有权力,人民沒有正式从政就没有政治发言权。

新加坡学派在传统上是以古典经济学为经济分析的理论基调。新加坡学派在经济思想上,于是倾向于以自由经済主义,来铨译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体系里的经济功能。实际上,美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弗里德曼就认为新加坡经济体系是自由贸易市场的典范。

新加坡学派的新加坡经济理论观点,与来自第三者的学术评议可以从加里罗丹 (Garry Rodan, 1989: 26 & 27) 的分析中看出:这些 (新加坡学派) 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只是局限于促进与调整市场。这一观点是假设比较优势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其经济动力只是等待着发挥效用。因此,比较优势并不是政府能改变的事实。这一种看法引发出一种有趣的尝试;试图把政府干预融洽入自由市场运作的机制。在林崇椰编辑的一本经济文选集里 (《新加坡:25年来的发展》) ,他就提出看似相互抵触的议论,新加坡的经济成功是得益于政府对自由企业体系进行干预:‘新加坡在这些时段里之所以能够取得炫耀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政府对自由企业体系的茂盛成长给于支持,并在必要时给于干预。’

罗丹在另一段落里继续分析:(这一些新加坡学派)学者对人民行动党精心设计的政策对发展影响的分析,是偏重于制订政策的理性考量评述,却不顾及政策的政治考量。极少甚至于不考虑政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与历史背景下,让人民行动党进行制定并实施该项经济政策。这种把政策决定视为一种纯技术性功能的观点,也出现在林崇椰与陈彼得所主编的另一本经济著作 (《新加坡发展与走向》)。林崇椰称之为‘正确的发展政策’而陈彼得则强调‘一个有效率政府’。陈彼得在沒有提出任何解释如何是一个有效率政府的情况下,宣称:‘新加坡所掌握的经济增长策略,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快速增长模式,足于为发展中以及发展囯家的仿效。’

罗丹继续分析:这种强调制度效率与‘好政府’的论述,而几乎排斥了从阶级与社会架构来分析经济现象,也出现在1973年的李树安著作里。新加坡经济的总绘测师吳庆端在1977年的著作也是一般情况。John Drysdale (《新加坡努力争取成功》) 也点明人民行动党领导素质,是导致新加坡工业化成功的单一最重要因素,但其分析并没有解释是什么因素塑造了人民行党的领导素质。

加里罗丹,澳大利亚的一名大学教授,对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済有既广且深的研究,发表了相当多的专题论著,是当今研究新加坡政治与经济的权威。他的这一本在1989年出版的《从政治经济理论探讨新加坡工业化过程》论著,就针对新加坡学者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具有深度的评论。

另一本《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个案研究市场经济里的社会成本》Chan Heng Kong (2005)

也在第一章的分析理论基础上,对新加坡学派的论著与理论基础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剖析。

这两名学者基本上肯定了要彻底解读新加坡经济现象,一定要周详的考量新加坡的殖民历史,社会架构,文化,法律,政治等等的规范社会行为的即定制度。因为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想意识塑造政策特性,所以是政治行为决定经济结果。因此,忽略或者低估政治因素的经济分析,在根本上是舍本逐末,不能够解释新加坡的真实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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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新加坡模式_sgmd , 经济_econom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