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我在南大的岁月

17/03/08

《My Old Days at Nantah》

作者:VC 新加坡文献馆译

在南洋大学的短暂25年生命里,南大的风风雨雨为许多南大人带来永世不能忘记的悲惨伤痕。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80年通过并合法规,让新加坡大学管理层合法的接管所有南洋大学的私有产权后,南大已经不复存在。对许多南大人而言,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提起前尘往事难免会有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无限惆怅,与万般无奈的情怀。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之后的悲愤之作,或许也体现了部分南大人的亡校情愫。诚然,饮水思源的南大人,理应能够体会李煜在午夜梦回时,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的意境。

在南洋大学有生的岁月里,总共培育了过万名的毕业生。这群拿着大学文凭走出云南园的南大生都是幸运几,虽然他们步入社会后还是要经历饱受制度歧视的煎熬。南大也有为数不少却几乎已经被新加坡历史遗忘的肄业生。这群在政治风暴中被迫含恨离开云南园的南大人,是南大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们的历史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独述回忆,而是一群当代人的集体回忆。历史事件由点而线而面的发展,环环相扣层层相接。因此,欠缺肄业生历史的南大史,只是一部片面的南大史。显然的,没有完整的南洋大学历史,也就不会有完整的新加坡历史。

在新加坡政治历史,甚至于东南亚历史里,华校生的国家意识与认同是受到反共反华政治的置疑。1963年李光耀在加入马来西亚的政治过程中,就是形象的以第三中国论来描绘华文教育者。相信历史学者会求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而按VC的说法:‘对我以及许多在新西兰的南大儿女,我们的祖国是东南亚’。VC的经历既记录了新加坡政府如何以行政对付南大人的历史片段,也反驳了新加坡政府对南大学术价值的批评。另外,更叙述了作者对南大念念不忘的旧日情怀。字里行间处处的透露了,这是一名热爱南大的肄业生,虽然母校已经烟消云散,他对云南园的日子却还有着极既深且厚的感情。这篇回忆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这是南大历史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这封电邮既是一篇南洋大学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新加坡的历史文献。

《My Old Days at Nantah》是VC的一封英文电邮。

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卦电邮里我写下记忆中为了深造到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昵称南大),回返泰国,之后再辗转去了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漫漫长路。这其中的事故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又或者是亲眼目睹了其中的过程。

我是在一个泰国的城市成长,之后到了梹城上中学。1962年12月我在梹城中学毕业后回返泰国,思索要到那儿继续深造-到新加坡的南大,或者去曼谷,台湾,又或者去澳大利亚。一天,我敬爱的大姐,一间华校,中华中学的教师,带回了一份星梹日报,里头有由马来亚政府监督的华文中学高中离校文凭考试成绩,以及有关南大入学考试的新闻资讯。在超过二千多名考生中,有八名梹城学生取得3个A:华文,英文和数学。我姐姐说服了祖母让我报考南大的入学考试,使我在报名截止日期的前两天,及时报名参加考试。1963年初,报纸刊登了入学考试的结果。我和其他数百名分散在东南亚各地的中学生一样的兴奋。我的入学考试成功。我期待着到南大去升学。

和几名朋友以及来自北马的学长们一起启程。我在1963年初抵达南大。作为一年级的新生,我感觉到是加入了一个大家庭。学长们以友善与协助的心态来对待新成员。我害怕新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 传统’。还好这些‘传统’並没有在南大出现。作为南大的一名新孩子,我欣喜的开始了我在大学生活的人生,也相信可以在学业上取得优良的成绩。

1963年是新加坡的选举年。许多政党的竞选宣传车,包括人民行动党都到校园内拉票。事情的结果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以多选票胜出。隔天,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新加坡公民权被褫夺。几天后的一个半夜时分,镇暴警察和军人进入校园进行扫荡和逮捕。他们敲门或者踢开房门,逐一房间的搜查,并逮捕‘受怀疑’的学生。第二年,庄竹林副校长被逼辞职。

我记得羞辱南大的那一份王庚武报告书。那事件是发生在1965年的9月间。我亲眼目睹警察在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与餐厅,追赶,鞭打,殴击南大学生。镇暴警察或者军人在午夜至凌晨时分向学生宿舍发射催泪弹。和其他学生一样我也从宿舍疏散到新礼堂去以逃避催泪弹的浓烟。对南大和南大儿女的拷打从我在南大的第一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我在南大的第三年,之后还继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当我在第三年(1965-1966)的时候,我获选为南大数学系学会的学术组组长。随即有人来警告我,叫我辞去这一个职务。1965年9月,我和其他许多南大生一样被逼签署一份悔过书,以便能够注册为学生,可以继续留在南大上课。其原由是:身为南大数学系的学术组组长,进行结队游行以及侮辱师长。我的神明是我的证人。我的老师中有谁曾经遭受到我的羞辱?我至今还保留了我的悔过书副本,以记忆这一段黑暗的日子,以及世界上竟然会发生了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

在我的第三年的年终考试时,另一些更会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再次的发生在我身上。作为一名外国学生我必须每年更新学生证。在我的年终大考时,我只能拿到每日更新的特别准证。移民厅的一名人员告诉我,有人向当局告密,说我到南大并非为了求学,如果要将我的学生证延长至最后的一个学年,我必须去见一名执政党的政府部长。他们使我十分的恐慌。因此,我早上上考场应付考试,之后得从在裕廊的校园赶到15英里之遥的移民厅,延长我的特别准证,然后再匆匆忙忙的回去南大校园,以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最后,年终考试终于结束了。

1966学年结束后的假期开始了。许多南大生也纷纷回家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华人农历新年。早上的的校园格外宁静,在公鸡的啼声中,我来回沿着因为昨夜的大风雨而显得浊黄的南大湖多次绕行。结果,我终于决定了不要等候最后一个学年的学生证,在没有大学文凭的情况下,我带着一个悲痛的心情离开了南大。

1966年5月我在一家由东马山打根商人拥有的伐木公司从事会计,也担任华文,英文与泰文的秘书工作。我计划在储蓄足夠的钱后,到台湾,曼谷或者新西兰继续升学。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之内,许多更坏的事陆续的发生在南大校友身上。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报导中,我得悉几名国会议员,包括一名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谢太宝在1966年被逮捕。许多南大生,其中也有我的同学被关进监狱,或者遭驱逐出境,遣返他们的原藉国家。过了好几年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也从新加坡的历史舞台上消失。谢太宝在未经法庭审讯的情况下拘押了32年,也因而成为这地球上受最长期拘留的政治犯之一。

1968年2月我到新西兰维多利亚卅的威林顿大学继续求学。同年我获得了我的学士学位。当我要去新西兰的时候,伐木公司的其中一名股东给我写了一封致庄日昆的介绍书,一名有影响力的南大学长,以便我在机场遇到麻烦时可以同他联系。幸运的很,我在过境时并没有遇到困难。我的两名同班同学前来机场和我会面,其中一人如今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我在1968年没有必要去联系的庄先生,却在1992年,多伦多南大校会聚会上碰面,这已经是24年后了。

在异乡的第一个年头,我是住在救世军的宿舍。每到夜里,除了做功课之外,我最爱唱一曲异乡寒夜曲。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开始—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哟,那留恋的祖国…。对我以及许多在新西兰的南大儿女,我们的祖国是东南亚。在一个寒冷的深夜即将天明的时分,我的书本包括宿舍内的圣经突然从书架上掉落,我和宿舍内的其他人一样赶快跑到街上去。这次的逃生并非为了南大的恶名昭彰的催泪弹,而是为了一个在威林顿的轻微地震。

为了帮补学费与生活费。我在每天中午时分到一所威林顿的补习学校,教导新西兰的孩子门学习算术。1968年的年终假期,我到一家冷冻肉厂屠宰羊只。我也到北岛中部的农地去摘豆子,赚取每磅两个便士的工资。在这个南半球的十二月夏天里,有好几位南大毕业生和肆业生在作暑假工。

1969年初,我开始了在奧克兰大学的硕士课程。我以一等荣誉成绩完成了硕士学位。在我的班上有两名南大生和两名新加坡大学的学生。颇有趣的是,总共有八名学生获得一等荣誉,包括了两名南大生,其中并没有新大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新加坡大学不好,而是说南大生在新加坡受尽了歧视。1970年奧克兰大学给了我一个当初级讲师的机会。

1970年7月我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组合与优化部门进行博士学位课程。在完成了博士学位后,我原本要回到东南亚教书,但却始终没有这个机会。我喜爱的那一首歌曲还是异乡寒夜曲。

在离开南大的往后数年里,我经常在梦中回返南大完成我的学业。但是现实却是残忍的,因为我的南大母亲已经死了。感到欣慰的是,我并没有因为无法在南大完成学业而断送前途。我身为自已是南大的一名孩子而感到骄傲,虽然我无能成为南大毕业生。我希望在新加坡的将来日子里,有华人文化背景的学生们可以有较好的远气,以及更美好的人生。

祈祉

…VC

《My Old Days at Nantah》收录在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http://www.nandazhan.com/huiyi/myoldda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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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题材: 南洋大学史实_ntah , 历史_histor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