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华校生经历与新加坡历史

23/01/08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在一个有关新加坡历史的公开讨论会上,一些参与者其中包括陈波生,各别表达了个人观点或者自已的经历。个人经历,包括口述历史记录都是组成新加坡历史的元件,其历史价值的重要性等同《李光耀回忆录》。这是因为这一本回忆录与其他新加坡人的回忆录一样,都是从个人历史经历来回顾过去的事迹。众生皆平等,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等同价值。在事过境迁与当事者消失之后,这些细小的个人历史事件就是佐证主流官方历史的重要凭据。在历史长河里没有一手遮天的故事,事件情由的真相终究必然会水落石出。在二战后的新加坡社会里,包括南洋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华校生,在政治,经済与社会上都要遭受不平等的政策待遇。然而,在新加坡政治文化里这些社会缺陷都是不可外扬的国丑。如今亡命墨尔本的律师邓亮洪在当年就是因为一篇抬轿论而丢了南洋艺木学院的主席职位,并因此而开始了一场至今还在持续的政治恶梦。

陈波生讲述的个人经历,并不仅只是个人的历史,更反映了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与华校生之间的历史关系。最重要的是,具体反映了政党政治是如何动员国家行政机制来管治与影响华校生,特别是有档案南大人的日常生活。在新加坡经商办厂的日本,韩国,台湾与香港公司都乐意聘任南洋大学毕业生,除了文化认同之外,更因为华文教育培育的敦厚品格与勤奋工作态度受到外来资本家的赞赏。显然的,新加坡华文教育面对的不是品质问题,而是人为制度歧视的政治问题。陈波生在日常经济生活上备受困扰的经历就是其中一个个案。

‘陈波生:…我就把我个人的经历跟大家讲讲,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当时所有在政治部有档案的人,他们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我是1966年在南大毕业,那时候有一间香港的出版公司请我,可是当我到移民厅的时候,我的护照申请不被批准,我不知道原因,后来我申请所有的工作,当时裕廊工业区的任何工作,只要它们是在新兴工业联合会属下的,就不被批谁,因为那时候只要你有档案,你就不能被聘请,这个问题一直到1976年,我在一间日本公司,日本的书店当经理,那是在新加坡机场的第一间书店,我替所有的员工申清进出机场的准证,三个月后,所有人的临时准证都变成正式准证,只有我的是临时准证,我的日本老板就一直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有电话打来说,请我去喝茶,我到了机场的警署,有一个很年轻的人,拿着档案来问我,结果他们问的是我中学的时候,有认识哪一些人,其中包括韩山元吗?我跟他说,我把我的轮班的工作时间都告诉你,因为那时候,这间日本书店有四间店,在汤申,百汇广场,乌节路和机场。他们真的打了四次电话,看我有没有在那边,最后才说:“好吧,我给你正式准证”,究竟经过了多少年的历史,我也不会算。还有,我在狮城扶轮社帮忙,因为没有多少人知道狮城扶轮社做什么工作。所以我们想利用孙罗文,他是以前的一个学生领袖,他愿意讲讲他的经历,我们于是为他举办一个公开讲座。我们请报馆派记者来。我的学姐区如柏来了,她也写了一篇报道,可是后耒那篇文章石沉大海。…’(圆切线2003年4月:103,104)

政治部是英国殖民政府的重要制度文化遗产。英国人手下的政治部是管治反殖民政府运动的重要工具,更是影响并改变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最主要机关。1950年代的扫荡异议分子,1960年代的冷藏行动,1970年代的镇压学工运动,1980年代的马克思阴谋论等等都是政治部的业绩。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政治部,名符其实是管治新加坡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与机制。Rose Worthington (2003) 主要是分析吴作栋领导的新加坡政府的运作。在一个探索政治领导与官僚之间的运作关系个案中,就明白的点出了李光耀对吴作栋政府的政治部仍旧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一个个案是通过要如何处理一个面对泄露官方机密指控的年青官僚的问题,来表示并反映新加坡政府的内部运作机制。个案分析了内部派系如何各自动员本系的政治资源去影响这个问题的处理。而最后定案的指示却仍旧是耒自身为国务资政的李光耀。这名倍受垂青的官僚之后晋升为李显龙政府的一名部长。另外,Worthington (2003:76) 对蒂凡那蒙羞下台的悲惨结局是这样的评述:‘强烈与十分令人惊骇的演示了新加坡行政的权力是可以处置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一名总统。’

在公开讨论会上,陈波生的学妹,也是历史工作者的陈鸣鸾表达了一个看法:‘当李光耀的那本书一出版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那么单元化?如果还不鼓励大家都写自传的话,就变成李光耀代表的是新加坡之正史。那个时候我开始跟郭宝昆,郑庆顺,跟很多人讲大家都必须开始写自传…’ (圆切线2003年4月:88)然而,如果当事者为了政治正确而对重大历史事件避而不谈,误导,甚至于沦为奉承之作,那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对厘清真实历史轨迹的工作毫无实质意义,更是对历史的污染。

二战前后的新加坡历史是英国人的新加坡历史。这一段历史里缺乏开埠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的经济历史,也缺乏战前战后英军失职的沦陷与战俘审讯历史。所以英国人的新加坡历史是一个片面的历史。同样的,新加坡独立后的官方历史是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历史,仅是即得利益者的光荣成功历史,不是新加坡人民的整体总记忆。所以当代新加坡的官方历史也只是另一部片面的历史。在新加坡史事上,民族教育如华文教育历史和南洋大学历史,都是新加坡历史里不可分割与或缺的原始资料。所以新加坡历史应该,也必须包括全体民族学校毕业生,其中包括华校生如陈波生等等,以及他们的家人与亲戚朋友的社会群体共同历史。由此可见,个人历史的消失也就是新加坡全体人民历史的流失。个人历史不可以丢失,因为这是佐证新加坡真实历史的原始资料组件。更重要的是,陈呜鸾对新加坡历史的忧虑,不应该只是一名新加坡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忧虑,更应该是追求真实历史的新加坡知识分子的群体忧虑。这是因为当群体与个人历史都丢失后,存留的官方历史就成为了新加坡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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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