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从王赓武谈课程审查报告书说起

28/09/07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王赓武报告书在1965年5月14日出炉。报告书内容在同年9月间发表后,在新加坡与马来亚华社引起极大的震撼。1965年10月26日,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提呈备忘录,坚决反对王赓武报告书。80余名学生因参与反对活动而遭开除学籍。开除行动进一步恶化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学生于是举行大罢课,以抗议政府的强硬手段。政府施行新闻封锁,报章对进行了39天的罢课不于报导。政府再接再厉,以更强悍手法对付抗议学生,开除10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即将毕业的学生,另外也对200多名学生发出警告信。政府更将开除的马来亚学生驱逐出境。事后,一些教师也因故相继离开南洋大学。

据目击者许万忠的回忆:大罢课之后,校园内一片沉寂,大家都有劫后余生之感。诚然,对留校者是劫后余生,对离校者却是毁了一生。多少青年为了王赓武报告书而丢失了大好前途?另外,黄坚立《南洋大学与新加坡的语文分立:1965年王赓武报告书论争》(2007:214)的一的篇有关王赓武报告书的英文论文的结论中记述了一起事件:王赓武报告书的震撼对有关连的人士的生活起着深远的影响…在1990年代中期的一个王赓武学术讲座上,一位当年经历其事的年长者,粗暴的干扰了问答时段,以激愤的言词批评报告书对南洋大学所带来的极其惨重的伤害。由此可见,王赓武报告书对华社,南洋大学,南洋大学学生是有着何等重大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虽然事过境迁已经如此多年,但王赓武报告书遗留在华社心灵上的伤害烙印却还是十分的鲜明。

王赓武报告书并没有如其所言,为南洋大学带来可以媲美其他有地位大学的毕业生。相反的,1980年,李光耀却以南洋大学学位是一张贬值文凭的理由,通过并合手段终结了南洋大学。1986年8月14日,南洋大学关闭后的6年,也即是王赓武报告书的21年后,王赓武在香港大学的访谈中回顾当年往事。要解读这一个王赓武谈话内容的实质,有必要先了解官方是如何诠释南洋大学历史,以及有关社会大众对王赓武报告书提出了什么批评,因为王赓武是应该,也会针对这些论点,提出证实,反驳,或者给于新的剖析。这些论点中涉及的课题是些什么呢?

李廷辉(1996:310)是这样描述这一事件:报告书打翻了黄蜂巢,大学生组织抗议行动,指责报告书的目的是英化大学。这一个谴责是根据报告书建议学生应该更广泛的学习与使用英文。另外一个批判是报告书建议停办现语,教育和化工三学系。华社批评报告书的重点是:落实了魏雅聆报告书要以马来亚大学为蓝本全盘西化南洋大学;这也是大学最终关闭的原因。李廷辉的简述可以看成是反映官方看法。首先,李廷辉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新加坡政治局的机密档案。其次,李廷辉是‘党校’教官,所以这般看法也应该是新加坡官僚的共识。因此,王赓武身为委员会主席,理当是会针对学习英文和英化大学的争论,以及停办三学系的动机原由提出进一步的解释。另外,王赓武也应该会对报告书达到的反效果:南洋大学水准不升反降,与最终遭遇关闭的命运提出看法。

新加坡官方文献中有关南洋大学事件往往都是一面之词,不可尽信。因此,有必要事先厘清一件非常关键的历史真相:南洋大学理事会与学生都没有反对英文,更没有拒绝学习英文。相反的,南洋大学校董,教职和学生都有一个共识:英文是新加坡和国际的商业与科技言文。大学历史上,学生团体出版,巫,英,中三种语文的刊物。在实质上,南洋大学已经是一所双语文大学,因为华文教育体系已经有了双语学习的基础。学生反对英化南洋大学,其最核心意义是保卫民族言语文化。因此,反对英化南洋大学不是个语言学习问题,是民族认同问题。换言之,南洋大学学生反对英化南洋大学,为的是拒绝认贼作父。然而,南洋大学的这一个民族观念,和新加坡政府教育政策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和南洋大学的民族精神冲突的抗衡点。

王赓武谈话提及的有关语文的内容是:‘1.…希望南大学生可以三种语言也成,现在想来真是一个过份的理想。2.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加上马来语…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

王赓武基本上仅仅重复了报告书的内容,对报告书是力图英化南洋大学的批判没有反驳。‘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反驳不了报告书建议中的重英轻华的主流思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降格为汉学系就是藐视中国言语文化的铁证。‘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给予社会公众一种错觉:取消英语系是要以华语为主。相反的,这无非是进一步塑造南洋大学是华文沙文主义大学的反社会形象。回顾历史,王赓武报告书重英轻华,力图英化南洋大学的批评,确实是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王赓武不愿意就此课题给于回应,应该是基于应对策略的原因。那么,回应策略为何?

王赓武在访谈中也并没有就停办三系的批评给于回应。王赓武却在有关改革中解说新旧制都是4年制:’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所以四年制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只看四年怎么用法,值得商讨。’事实并非如此。旧制里所有学生都享有四年大学教育,但是新制里八成学生是三年大学教育,仅有约二成荣誉班的学生是四年大学教育。显然的,王赓武的谈话是另类解释。同样的,王赓武不愿意就停办三系课题给于回应,也应该是基于应对策略的考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所为何事?

王赓武对南洋大学学位是贬值文凭却是有所解释。王赓武认为:‘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到最后我想南大受最大的打击是因为脱离大马之后,马来亚学生不被接纳,只能集中收新加坡华校生,情况自然相差很远’‘新政府鼓励新大收最好的学生,无意把大学生平均分布于两所大学…这政策在75年以后就开始实施,经过几年后大家也不愿到南大去,教师虽好,奈何学生质素差…’

王赓武对南洋大学最终关闭一事的解画是:南洋大学没有了马来亚华校生来源,只能集中收新加坡华校生是大学没落的原因。换言之,王赓武认为新加坡华文教育体系没有学术水准,是导致南洋大学关闭的原因。这一种说法缺乏历史根据。把南洋大学的最终关闭下场归罪于百年老号:华文教育体系,是片面的歪曲新加坡历史。事实上,东南亚华人经济体系的成功,是得益于华文教育体系对华社人力资源的培训。相反的,新加坡的教育失败,明显的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上台,当年的小一生经过了12年的中小学教育后,在1970年代初进入大学。假如这些都是劣质学生,那么要谁来担当误人子弟的责任?‘在1975年以后,没有好学生要到南洋大学去,所以教师虽好,奈何学生质素差。’这一种关闭南洋大学的观点,是李光耀的说法,也是新加坡官方历史的观点。按王赓武的逻辑,那么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体系的确是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华校生。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巫统的教育政策,比人民行动党的教育政策,更有利于华文教育的发展?巫统的教育政策有更大的种族包容性?因为王赓武也指出马来亚的一个事实:至今还有独立中学。

关闭中国境外唯一一所民办华人大学,肯定有着沉重的历史责任:剥夺民族认同的基本人民权利。谁必须承担这一个责任?当水落石出时刻到来,历史将会公正的审判定案。岳王庙前的五奸跪忠,不就是一个历史写照?而王赓武是怎么样看待这一历史责任?王赓武在谈话中多次提到责任问题:‘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不明白新加坡政府为什么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再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会内数人都是当地专家,我是外来的当主席…至于执行的问题我看最突出的是新加坡退出大马之后报告书已无直接关系,但我无权干涉,且与新加坡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委员会与当时的行动党并无关系,一点政治色彩也没有。他们之所以找我主要是因为从外地来,与政治无关 ’‘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以前的殖民地政府对南大无好感是可以了解的,但行动党不简单,他们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刚才我提到1965年后过了15年政府才把南大跟新大合并,这15年的历史里有各种各样的发展,与这份报告书毫无关系…报告书发表后南大的两任校长…到最后办得好不好那是新加坡里的问题,跟政府有关系,或者政府里有什么压力我不清楚…’‘…大家要了解当时大马的情况实在很复杂…南大被并实在可惜,但这个责任我不敢当,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再一次重申我们这个报告书是在大马环境下写成的,新加坡独立后仍在实行此报告书,责任应由他们负。’

王赓武的个人看法是明确的: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个外人;我无权干涉;南大关闭与报告书无关;南大被关的这个责任我不敢当,之后有两位校长办南大,办得好不好那是新加坡里的问题;与我无关系,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按王赓武的说法:关闭南洋大学是新加坡的问题,与报告书无关,与他本人也无关系,他也无权过问李光耀。事实上,王赓武的确不是新加坡人,他以前是马来亚人,现在是澳大利亚人。王赓武在表白事不关已之际,也重复强调这是一个政策结果:是新加坡政府的历史责任。是否如此?这一道历史公案,还待历史的公正审判。

显然的,王赓武谈话并不是要对报告书的批评提出必要的回应。这一作法有其一定的原由。首先,所有批评都有一定的道理,无从解脱。其次,当事者对事件真相理应知道的比外界更多,若这些内幕在辩白过程中不幸外泄,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而不进行答辩仍是上策。新加坡学派要如何替别人消灾呢?从当代南洋理工大学一派的作法中,可以认知的是:重新诠释历史。周兆呈的《跨越国家疆界的意识形态角力:以南洋大学<白里斯葛报告书>为例》收录在2007年7月出版的《南大图像:历史河流中的省视》一书中,就是一篇典型的文献。这篇以高学术姿态定调的论文,实质上是通过平铺的历史叙述,利用白里斯葛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书信,来把政治责任焦点转移到英国人身上。其对历史的新诠释是:白里斯葛报告书是英国人干的勾当。这种论调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说:人民行动党是被动的,无奈与不幸的接受了这一个历史包袱。这一种研究南洋大学历史新方向的策略,在王赓武访谈中已露端倪。而王赓武与南洋理工大学的新一代历史研究学者之间,是有着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这也表白了一件实事:南洋理工大学的新编南洋大学历史,是由欠缺新加坡爱国意识的一批外来人士撰写的。

王赓武对往事的解释中多次提起马来西亚:1.王赓武在开场白立即点出: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教育部…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2.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即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3. …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在整个大马的环境里,是不会造成问题的,因为大马…到现时还有独立中学,新加坡独立以后他们的教育政策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报告书是写给大马整个地方…。

为何要重复提起马来西亚?这是因为要把马来因素定调为一个新的政治变数。换言之,要从马来政治角度来重新诠释南洋大学历史。如果能够成功把南洋大学历史和马来政治挂钩,则历史必须重新分摊关闭南洋大学的历史责任。这一推论并非空穴来风。剑桥大学历史学者哈柏在研究新马政治中,就指出李光耀把新加坡政治决策推卸为中央政府政策。所以朝这一新历史方向,去重新诠释南洋大学的发展事迹,是完全符合新加坡的政治文化。

王赓武谈话在强调马来因素的同时,却完全不提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把报告书解释为:是为了新政治环境,是为了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而制定。换言之,王赓武报告书是一份完全独立的报告书,与前两份报告书无关。把报告书看成是一份独立文件的用意,一来,可以把三份连环报告书是一脉相传的打击华文教育体系的传统说法架空。二来,可以把导致报告书发生的原因转嫁到马来西亚教育政策。在这一个理论轨迹上发展,人民行动党的历史责任也就可以由大化小,由小变无。这一理论的最终演化结果将会是:南洋大学的关闭是咎由自取。南洋理工大学并非唯一尝试重新诠释新加坡华文教育历史的工作者。新加坡舆论界也在积极造势,塑造人民行动党是以特选中学,来尽力挽救华文在新加坡走向没落命运的历史。雪是黑的。诚然,历史都是由当权者的食客杜撰。

王赓武报告书和马来西亚政府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1.新加坡在教育和劳工问题上有绝对的自主权。这是因为巫统要人民行动党全盘负责解决学生与职工会的反政府运动。同样的,新加坡在经济财务上也有绝对的自主权,因为人民行动党不允许巫统动财政上的歪脑筋。这是新马合并的政治交易。王赓武报告书是新加坡政府的问题,不能转嫁马来西亚政府。这是历史事实。李光耀在1964年11月9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2. 王赓武报告书并非是为了适应新政治环境,报告书是跟进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李廷辉(1996:310) 也是如此记载:‘在重组南洋大学的各类改革中的一项事务,是改变大学课程。这是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报告书所提及的。结果,在1965年1月成立第三个委员会称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由王赓武担任主席,来进行有关事项,4个月后提呈报告书。’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退出大马后,人民行动党还是按建议全盘西化南洋大学。重新诠释历史是件需要庞大资源的社会工程。耗费大量国家的人力与物力去杜撰历史。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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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