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新媒体改变新加坡政治生态

08/06/13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物极必反是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到了尽头,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6月6日新媒体通过黑页行动,来集体回应和抗议,政府实行的媒体管制新条例,就是一个鲜明的物极必反例子。

这一个最后一根稻草的现象,既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不断侵蚀社会言论空间之政府政策,已经达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亦表示了人民对当下由集选区出道的领导者之言行,感到了极度的恶心反胃。

这一种来自个体自发的共同一致性政治行为,更明确表达了李光耀政权可以一锤定音的时代已经结束。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种清澈的社会反抗情绪早已经显露,并且得到了证实,所以才会发生如此匆忙之间的闪电般,一宣布就立即执行新政策的必要性。

无论不为外人所知的真实内情如何,新政策和其带来的社会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改变了新加坡原有的政治生态,也就是说,逆来顺受的驯服社会时代不复存在;人民已经展现了依理力争的新时代之精神面貌。

这种社会政治文化思维的改变并非偶然,也不全是政治竞争对手的成就,而是来自人民对统治者不满情绪的长期累积。

为此,要知道新媒体何以改变了政治生态,还得先了解已知的历史过程,因为社会改变的来龙去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新闻媒体与社会言论的不当与过度管制,有目共睹,完全没有争议,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的排名为第149位,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是同属一类档次。这种不文明的丢脸排名,是政治思维的必然结果。

1971年5月,李光耀开始以莫须有罪名,清算原有的新加坡报业组织,之后,在1980年代中后期,更以限制外来新闻媒体出版物流通量的手段,来挫折外国媒体对新加坡的负面评论。

1974年新制定的新闻法令,允许部长在判定外国媒体涉及了新加坡国内的政治活动情况下,换言之,部长有权以外国媒体评论了新加坡政治的理由,去严格限制一家违规报刊杂志,在新加坡的流通量。

在这一种全面杜绝负面政治评论的大环境之下,李光耀有效的塑造了新加坡是成功模式的假象。这一种有利李光耀政权,不利社会言论自由的政治格局,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得益于对政治言论空间的垄断,李光耀轻易赢得了多次的大选。也就是说,剥夺社会言论自由,是李光耀能够成功持续执政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政策,应该就是要奠定基础,以确保当下的执政者在下轮大选中继续保持胜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互联网科技的出现,以及,新媒体之不受规范的言论之日益普及,挑战与危害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新闻时事报道与评论的原有专制权益。

通过新媒体,负面新闻与评论的出现,提高了人民对社会困境的认知层面,在虚实新闻舆论的对比之下,事情的是非真假,无所遁形;政治觉醒强化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随之,不满政府政策的民间情绪日益高涨。

更重要的是,新媒体的言论不仅挑战,更是有力的打击了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的公信力;社会大众开始质疑,并且拒绝官方和主流媒体,对政策与时事的种种解说。

当权者公信力的衰败,除了加深政府动员人民支持政策的困难度,亦质疑了当权者掌握政权的正当性,尤其是通过集选区取得国会议席的公正与合理性;一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政治尴尬。

当然,低素质之官僚与媒体的政治言论,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火上浇油的,加剧了人们对政府政策的严重反感。事实上,官员的低素质言行,正好反映了集选区制度之捆绑劣质货色的潜在弊病。

举个不当言论的例子;8元心脏大手术的告白,并不足于说服人民,公家医疗费的可承担性,却反映出不同阶级的不同社会待遇,凸显了制度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这种官话背离一般常态的实情,进一步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

由此可见,人民选择了相信新媒体,而不是官方解说与官媒评论,那是犯了狼来了错误之必然性结果。

现实是,2011年大选前夕,一项调查发现,21至34岁的读者群,36.3%的人利用互联网作为获取国内政治新闻的主要渠道,而利用报纸作为主要新闻源的人的比例为35.3%。

这一个政府失去资讯垄断力度,会对人民行动党不利的现实,最终,在当年的大选结果中获得证实。也就是说,新媒体破坏了执政党对社会信息的垄断,并且,给予反对党一个有效的政治信息交流平台,改变了政党政治竞争上的原有资讯不平等状态。

在日新月异科技的庇护下,新媒体的发展态势不可逆转,因此,政府对新媒体的强化制约,不会改变兴盛败亡,政权交替的自然与必然性;后PAP时代,必定会来临,也许,时间就在转角处。

---

分类题材: 政治_politics , 政府制度_policy

《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