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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的政治约束
在人民行动党的规划下，新加坡的政治空间，因为长期的与不间断的受到侵蚀，而逐步的在收缩。1994年，人民行动党对于社会大众，公开议论政治的个人权力，再进一步的削弱。
事因当年本地的一名女作家，公开发表了一篇，负面评论人民行动党的治国方式的文章，从而遭受到执政党非常强力的反击。为了杜绝类似的负面评论事件再次发生，由此个案开始，人民行动党提出了发表政治言论，是政治人物的专属权力的新条规。
这一新政治条例就是：无党无派的社会公众，无权发表政治言论，公众如要议论政治，就必须先参加政党政治。换言之，只有政党党员才有政治发言权，所以要对新加坡政府提出批评言论，都必需从政党的平台上发表。
从学者以及报章刊物，都可以公开发表，支持人民行动党与政府政策的惯例来看，所谓的政治言论，应该只是针对任何负面批评，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府的言论。简言之，个人是有发言的权力，但是这一种政治权力只可以用来支持，而不是反对，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府的言论。
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要把反对言论，规划在政党政治之内，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已经有许多，对付反对党与异议分子的策略与经验。人民行动党的一贯做法是：动员政府资源以绝不手软的高姿态打击反社会行为。换言之，任何负面批评者，都必须准备面对人民行动党的强烈回击。
在这一个新格局之下，社会公众公开议政的的个人权力再次的被削弱。公众人士如果选择加入执政党，就要受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约束。如果选择加入在野党而成为反对党党员，那就要有巨大的个人勇气来面对更大的，以及不可预见的政治风险。
在新加坡的所谓法治社会里，社会里的每一分子，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全面的法律责任，任何被认为是有损其他个人名誉的言行，是会受到对方的法律追究。从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历史里，可以看到人民行动党有秋后算帐的惯例；那就是在大选过后对反对党的反社会言论，进行不遗余力的法律追究。
在1980年代人民行动党利用儒家思想教育，重新宣扬了旧中国社会传统里的，君臣庶人阶级里的尊卑与顺从观念，强调了服从既有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在这理念下，严厉惩罚反社会行为是名正言顺的，合法的，与正常的政治行为。而在新加坡的司法历史里，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的诉讼，经常是无往不胜。
从过往的法庭判例来看，侵犯人民行动党声誉与其领袖尊严的，反社会行为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新加坡人充分的体会到，政治言行一定要局限在，人民行动党画下的圈圈之内。这是因为新加坡人在社会工程的教育之下，已经深切的认识到，选择在政治上与人民行动党为歒，是一个最不明智的人生决策。
新加坡政府严惩异议分子的结果是，个人往往会明智的选择放弃公开批评政府政策的的政治权力。于是焉，这一种社会特色塑造了，新加坡学术界的无政治性的纯学术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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