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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星華文教育史的研究
作者：魏維賢 日期：2006-04-29 来源：新木馬城 http://myedu.hibiscusrealm.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4&Itemid=46&limit=1&limitstart=0
任何客觀撰寫馬星史的人，不能不對華人的偉大貢獻給予應得的版位。可惜有關華人的歷史資料，一方面太過貧乏，另一方面又很散漫。前者主要是因為華人，尤其早期的華人，不太注意撰寫，為後代留下文字資料；後者主要是因為華人不太關心史料的系統化保存，結果即使偶而留下一鱗半爪，過了一個時候，就是沒有遺失的話，也不太容易加以搜獲。加上殖民地時代政府對華人活動及華文資料的漠視 (除非華人給政府帶來麻煩，如私會黨格斗、民族主義運動等，不得不加以正視與處理者外) ，使到今日從事華人史研究者，大有感到文獻不足，徵引無由。
研究華人問題的人士，包括外地和本地學者，通常也只能就所能獲得的資料加以整理、研讀和分析，結果常常會因為資料的貧乏或不齊全而有顧此失彼之嫌。又有甚者，他們也常犯了對問題缺少全面性認識的毛 病，使到他們在提出結論時，難免有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譏。在這種情況之下，盡管他們的研究方法如何精密，理論怎樣完善，其結果還是有商榷之餘地。至於那些只懂得運用一種語文 (華文或英文) 的資料者，更難免受到片面之辭的影響而不能窺見全貌。
上述情形，在星馬華文教育史研究的領域中，尤為司空見慣。其實，我們幾乎可以這麼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見到一部真正說得上夠分量、夠水平的《馬星華文教育史》，因為這麼一部史實的撰寫，除了必須運用到各 種有關的資料以外，還得基於明辨精確的 “史識” ；後者尤為難能可貴！
先談撰寫馬星華文教育史時所必須用到的資料吧。就筆者所見到的有關資料，大約可分為底下十六大類加以舉例介紹和評述。
(一)檔案
毫無疑問的，最重要的資料要推所謂“第一手”或“原始”資料的檔案。 已經公開的戰前官方檔案，最主要的該是編號CO.273(英國殖民部有關海峽殖民地的檔案)和CO.717(英國殖民部有關馬來聯邦的檔案)這兩系列的資料。(戰後的同性質檔案，另開系列；例如有關新加坡的戰後檔案列為C0.951，已開放到1949年。這些新資料，有關教育問題的部份，還沒有人研究過。)這些檔案汗牛充棟，雖己經過編排及攝成顯微影片，但翻閱仍頗費心力。研究者不得不逐卷披覽，而卷帙浩繁，內容龐雜，使人難免有海底撈針，無從著手之感。 近年來，一些研究馬星教育史者已開始運用這資料，而有不少的收獲----如羅福成的《分歧的種子：馬來亞教育政策1874--1940》(LOH FOOK SENG‧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1874--1940)和史蒂芬遜的《種植者與行政者：英國的馬來教育政策，1875--1906》(REX STEVENSON‧CULTIVATORS AND ADMINSTRATORS: BRITISH EDUCATIONAL POLICY TOWARDS THE MALAYS,1875--1906)。羅福成的論文裡有提到和分析殖民地政府對華文教育的態度與政策，就是以檔案的資料為主要根據而撰寫的；他沒有利用到華文的資料實為美中不足。 CO.273和CO.717是英國殖民部和馬星殖民地政府來往的函件，原件保存在倫敦的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除此以外，新加坡和吉隆坡的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也保存有很豐富的資料，等待研究者去發掘和利用。大馬各州，甚至各行政單位，也都保存著各自的檔案，不過要得到機會去翻閱，恐怕是件不易辦到的事，雖然上面提到的史蒂芬遜就曾經利用過雪蘭莪和森美蘭兩州的州務檔案，以及一些地方性(包括紅土坎、關丹、淡馬魯等縣)的檔案。 非官方檔案以教師團體和學校的最為重要，可惜這些最早也只能回溯到馬星光復後的40、50年代而已；戰前的資料在日本佔領時期中幾乎毀滅無存。西馬方面的資料，當以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簡稱“教總”)所保存者最為完善，為研究戰後馬來亞華文教育史者不可不利用的寶藏。新加坡方面的教師團體檔案雖沒有象教總的那麼集中，但也相當豐富。歷史較久的新加坡華校聯合會(成立於1947年)的檔案應該是最有價值的一項；其中有一小部份文獻曾經由高鴻堅(注：金旁加堅)選出並編進《新加坡華校聯合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內，於1967年出版；但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這裡所選出的文獻太少，也未必是最重要者。新加坡華校教師總會和新加坡華文中學教師會也是重要的華文教師團體，其檔案當然也值得重視。除此之外，星馬兩地還有許多以州、區、地方、學科等為分野的教育團體，它們也各自保存具有自己特點的活動檔案，有必要時也應參用。 至於學校(包括大專)的檔案，只要沒有遭遇到停辦的不幸事件，該不致有遺散之虞。不過，學校檔案內容往往有很多是例常的瑣事，沒有多大的歷史意義和價值。所以，主管者在編檔案時就應注意辨別資料的內容，以便分別歸檔，去蕪存菁，保存史料。最近新加坡國家檔案局有注意到這問題，所以在有必要或受邀託時特地派專門人員到場負責指導有關檔案保管的方法。 在此我們必須提一提其他可能和我們研究對象有關的檔案，如：商會的教育組、社團的教育股、政黨的教育委員會等的檔案。很明顯的，作為“三大機構”之一(其他是教總和董總)的馬華公會，它的教育委員會檔案是一部很重要的馬來亞華文教育文獻，尤其是研究50年代的馬華教育。可惜這種檔案不易見到；即使有機會見到的話，有關當局也不會隨便允許研究者公開引證，因為時代畢竟還很接近，有些問題還是敏感。 筆者沒有機會見到，但相信中國方面有關“華僑”教育的檔案(如僑務委員會檔案)，一定會有參考的價值。
(二)官方的出版物 官方的出版物，通常由政府出版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承印出版的。這包括：憲報、國會辯論紀錄及附件、各政府部門的常年報告等。這裡我們所注意的是那些有關教育問題的國會辯論紀錄、法令及條例、教育報告書、學校課程綱要和教材、教育統計等。 在官方出版物當中，有兩份文獻為研究馬星華文教育史的人士所不能不詳讀者：一是馬來亞的《方吳報告書》(1951年出版)；一是新加坡的《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1956年出版)。這兩份報告書都針對當時華人所面對的教育問題，及其政治現實及切身利益，而提出評論與建議。《方吳報告書》的一些主要建議雖然沒有被當時的馬來亞政府所接受，但它對馬星兩地華文發展的潛在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相反地，《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的建議幾乎原原本本地被新加坡政府所採納，使華文源流的教育，成為國家教育之一環。 新加坡方面的官方教育報告書當中，還有兩份是與華文教育最高學府----南洋大學----有關者。其一是《南洋大學評議會報告書》(主席白里斯葛，1959年出版>；其二是《南洋大學檢討委員會報告書》(主席魏雅玲，1960年出版)。這兩份報告書為南洋大學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之一舖下康莊的大路。 至於官方發表有關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白皮書，我們應該提一提1953年的《華校、兩種語文與津貼的增加》和1956年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誼會》(簡稱“中學聯”)。這兩份白皮書也都是針對50年代初期華校所面對的嚴重問題而發表的；這些問題很復雜，非當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所能解決得了，而要等到華校獲得平等待遇上了軌道之後才滿意解決。 國會(及其前身的立法議會)的辯論紀錄，也是官方出版物中的重要教育資料來源之一。例如馬來亞立法議會在1952年底辯論教育政策及教育法令時就有長達幾十頁的紀錄，為研究這事件不可或少的資料。 戰前及戰後初期的《教育部常年報告書》，對該年度的教育活動有詳盡的報導。報告書後也附有統計資料及插圖，給研究者很大的方便。可惜兩地政府都不約而同地先後放棄這種格式的常年報告(馬來亞最後一本《教育部常年報告》是1956年；新加坡是1967年)，而又沒有更好的取代者。 教育部或教育局所發出的通告(CIRCULARS)，雖多數是自己油印者，但仍屬此類文獻。這些通告也應分類匯集成冊，並編排目錄，以方便查引。近年來許多重要的教育革新都是以通告式傳達學校，所以通告的重要性更不用說了。例常行政的通告，當然不包括在內。 (三)報紙 對馬星華文教育史的研究來說，報紙，尤其是戰前的本地華文報，佔很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這是因為一般華文報的編者對教育問題很重視，對華文教育資料又常常不惜版位，樂意全文照登，無意中為我們保存了不少完整的寶貴原始資料；另一方面是因為戰前的馬星華文教育資料經過日本佔領時期的破壞而盪然無存，能僥幸在報章上發表而獲得保存者，彌覺得可貴。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吧！大家知道，新加坡有名的“南洋華僑中學校”(簡稱“華中”)是創辦於1919年，但有關該校的早期資料寥寥無幾，尤其文獻方面更顯得闕如：這點從該校出版於1969年的《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校金禧紀念特刊》就可看出。翻檢戰前出版的《叻報》，不但可多得一些有關創辦的資料，而且還能讀到不少重要的原始文獻；如：《實行籌辦南洋華僑中學校之通告》(1928年6月8日)；《籌辦南洋華僑中學校之呈批》(1918年7月11日)；《南洋華僑中學校招生簡章》(1918年7月15日)；《南洋華僑中學校致各埠華校公函》(1918年8月26日)；《南洋華僑中學校募捐建築費啟》(1919年4月23日)等。看了這些資料，我們對該校創辦的了解會深刻得多了。沈瑞英就是運用《叻報》的資料而完成一篇《南洋華僑中學校之創建》的報告，發表在南洋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集刊》(1975年出版)。 關於新加坡早期的華文報，陳蒙鶴在她的碩士論文《新加坡早期的華文報，1881一1912》(CHEN MONG HOCK‧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1881--1912)有詳細的報導，凡準備利用這資料者必須加以注意。除了《叻報》以外，重要的華文報有《南洋商報》(1923年始)和《星洲日報》(1929年始)。馬來亞方面的華文報，以《光華日報》(檳城)和《中國報》(吉隆坡)為最重要。 早期的英文報，很少提到華文教育的問題；戰後就不同了。一般地說，英文報對華文教育的問題相當隔膜，又好象沒有多大的好感----甚至有時表現得有點偏見：這種情況在殖民地時代尤為明顯。所以，研究馬星華文教育者，不可不知道英文報的報導和反應，尤其要注意他們社評的內容。星馬的英文報以《海峽時報》為最重要。
(四)刊物 華校習慣上每年出版一本校刊或畢業刊，遇有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或大事時還出版特刊或紀念特刊。校刊或畢業刊的格式和內容，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史料價值也不難欣賞。研究者往往為了要了解某一時期某一學校的史實(如校史、學校組織、有關人物、學校活動、學生統計等)，不得不檢閱有關的舊校刊；需要用到圖片時，也不得不藉助於這些圖文並茂的刊物。紀念特刊更為重要，因為它匯集多年來的資料，並加以整理和補充，方便研究者的利用。例如馬六甲培風中學出版的《培風五十年金禧紀念特刊，1913----1963》就收有下列資料：校徽；校歌；校訓；校景；校址沿革；學校大事記；董事會(章程、條例、董事玉照及名錄)；教職員資料；教務、訓育、事務、體育和圖書概況；中小學概況(包括統計數字)；金禧紀念慶典；歷史照片；校友概況；等。全書長達三百五十面，圖文並茂，它不但是培風中學的史料總匯，也是馬星華文教育史史料之一重要集子。 除了中小學外，大專和教師團體也有出版類似的紀念特刊。為了紀念創校10周年，南洋大學於1966年出版一本有相當內容的《南洋大學創校十周年紀念特刊，1956--1966》。這和1956年出版的《南洋大學創校史》一樣，給研究者提供不少的史料。1964年，義安學院也出版一本《義安學院周年紀念刊》。該紀念刊雖有一百多面，但有關的史料只有二十面左右而已。 馬星華文教師團體出版的紀念特刊也不少，雖然有的史料價值並不十分高。以新加坡方面來說，《新加坡華校聯合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1967年出版)和《新加坡華文中學教師會二十周年紀念暨會所開幕雙慶特刊》(1972年出版)就可算是有點史料的價值了，雖然裡面所選載的史料仍嫌太少和太片斷。 社團(包括商會、政黨、校友會等)的紀念特刊也常常登載有關教育的資料。例如最近出版的《鐘靈中學(新加坡)校友會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1965--1975》就是一本有相當價值的紀念特刊。 除了特刊和紀念特刊外，應該要提到所謂“定期刊物”了。定期刊物的種類很多，內容和程度也各有不同。比較重要的本地教育定期刊物有馬來西亞教總的《教師雜志》，新加坡教總的《教育年刊》和新加坡華文中學教師會的《南洋教育》。至於學術性的本地教育定期刊物，可以以《馬來西亞教育學報》(創刊於1964年)為代表。德國漢堡大學傅吾康的兩篇論星馬華文教育的文章(《星馬華文教育的問題》和《砂勞越和沙巴華文教育的幾個問題》)就是在這學報裡發表。
(五)教材 如果從教育的觀點看華文教育，那麼課程和教材的研究應佔首要地位了。大家知道星馬華校在這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歷程也曾經經歷到許許多多的變遷，而在適應這變遷時，它的教育內容和方法也跟著改變。最早的華校課程與教材當然和中國的沒有兩樣，尤其是早期的私墊和學堂時代，但較後就有一些特地為本地區的需求而改編的教材出現。至於課程本身也逐漸地有一些和中國不同的地方，反映本地的特殊需求，如英文科的注重。不過有關這方面的大改革，還是戰後50年代以來的事。關於這問題，丁莉英在她的畢業論文《新加坡華校課程及教科書的演進初探，1951--1972》(南洋大學歷史系榮譽學士，1973年)曾加以論述，頗值得參考。不過有關戰前或大馬的同一問題研究，則還未見到。深入的研究，也仍闕如。
(六)碑銘 、文物 、圖片 陳荊和和陳育松合編的《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裡，收有崇文閣、萃英書院和培青學校的碑文。培青學校的碑，據編者考起是立於1929年；這塊碑從歷史觀點來看是不大重要的。至於崇文閣和萃英書院是新加坡“有碑為證”的兩間最早的華校，一創於1849年，一始於1861年，其重要性不容贅述。不過，它們絕對不是“最早”的華校；這點應加以強調。 “文物”範圍很廣，凡有歷史價值的東西，如舊課本、用具、設備、書畫、題匾等都是。在城市重建、生活又日新月異的今日，如果不及早注意及保存這這些文物，時過景遷，要找它時恐怕已太遲了。文物的泯滅對研究歷史者來說是一個大損失。 圖片的歷史價值，大家都會很容易了解到的。很多學校在出版紀念特刊時都會注意把歷史圖片收入，這點很值得我們贊揚。從這些富有歷史性的插圖，我們可以欣賞到早期華文教育的真正面貌。例如，從新加坡《養正學校金禧紀念刊》(1956年出版)我們可以看到該校創辦人的玉照(第39--43頁)；舊校的校景----一間可以代表早期華校校舍的破舊店屋(第3頁)；1921年拍的學校軍樂隊的照片(第286頁)使我們感覺到，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的小學還望塵莫及呢！在麻坡中化中學的《中化半世紀》(1962年出版)的第19頁，我們可以看到一張團體照片，底下有這麼的說明“…‥最初之校舍，借自華僑公會，原系馬來人之亞答屋‥…男女學生恰為八十名，全體均穿著軍裝式的校服，每人均手扶木槍，乃因當日接受東洋之軍國主義的教育思潮所影響也。”這是多麼有價值的插圖呀！
(七)個人文獻 個人文獻以日記、回憶錄、個人詩文集和私人文獻為歷史學者所感到有興趣者。對星馬華文教育的研究有價值的日記還未見到，至於其他的個人文獻則有底下幾種值得提一提。 回憶錄應以林連玉所發表之文字，為最重要參考資料。在殖民地的時代，陳嘉庚的《南僑回憶錄》(新加坡怡和軒出版，1946年)也刊載幾則有關華文教育的資料，只是份量不多而已。 戰前和戰後初期在星馬服務的巴素，是東南亞華人史的權威，對星馬華文教育有相當的研究。在他的《一個馬來亞官員的回憶錄》(VICTOR PURGELL，THE MEMOIRS OF A MALAYAN OFFICIAL，1965年出版)一書內，有若幹地方提到他負責本地華文教育行政時所遇到的問題。 另有一些雖不是真正的回憶錄，但有相同性質者這包括林明心的《絲絲憶語》(1965年出版)，黃潤岳的《龍引十四年》(1969年出版)和劉英舜的《我與義安》(1970年出版)。 星馬華文教育界人士以寫作著名者為數不少，而在這些作品中，偶而也有華文教育資料的出現。例如，已故怡保育才校長蔡任平的《潛慧齋文集》(1961年出版)就有不少有關華文教育的資料。還有，象紀念孔翔泰的《追思錄》(1971年出版)和紀念王宓文的《王宓文先生紀念文集》(1973年出版)等，也有多多少少華文教育的資料。 私人文獻(PRIVATE PAPERS)的歷史價值很高，只要該人物與我們所研究的課題剛好有重要的關系。有關星馬華文教育的這方面資料，正等待我們去努力保存----只可惜擁有這種資料的人士仍是很不願意割愛或惠借出來，供學人研究；這原因當然也不難明白。1971年，陳禎祿家屬把他的私人文獻交給新加坡東南亞研究學院保存，以供研究者利用。這種精神，值得表揚。該批文獻共約有兩千件，並已經過學院加以整理和編目(TAN CHENG LOCK PAPERS：A DESCRIPTIVE LIST)。在這批文獻中，有一些是有關華文教育者。
(八)會議報告和備忘錄 會議報告，特別是有關華文教育的會議報告，是研究者必讀的資料。由於這些報告通常是油印的，而分發也只限於與會者或有關當局，結果搜集不大容易。象“全國發展華文獨立中學運動工作委員會”的《統一課程及考試小組報告書》(1974年)這一類的重要文獻，圈子外的人士是不容易看得到的。就是鉛印出版的會議文獻，象台灣“海外華文文教會議秘書處”印發的《海外華文文教會議提案匯輯》(1967年)，也不容易在本地大專或公共圖書館借得到。 備忘錄也是如此，象馬華教育中央委員會《馬來亞聯合邦華文教育問題備忘錄》(1954年)，全國華人注冊社團《向部長級教育檢討委員會提呈之備忘錄》(1975年)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料，研究者絕對不可加以遺漏。
九)年鑑和志 這類的參考書，有時也有可取的地方，雖然大部分是抄來抄去的資料，包括可靠和不可靠者，所以運用時要特別小心加以鑑別。 顧名思義，年鑑應該是每年出版一次的參考書，但能這麼做的華文年鑑是不多見的。研究星馬華文教育史者所常引用的年鑑有《中國教育年鑑》(1934年，第一次)和《南洋年鑑》(1939年)。 志的體裁很多，內容也不一樣。本地出版約有《中國報》的《馬來亞新志》(1957年)；外地出版的有台灣“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印的《華僑志總志》(1956年)，《馬來亞華僑志》(1957年)和《新加坡華僑志》(1960年)。
(十)小說 星馬華文教育有極美的一面，也有極醜的一面。要想象和領略到這兩面的意象，非參閱所謂的“馬華小說”不可。當然，小說是小說，與歷史的本質有天淵之別，尤其小說家常常為了文學與創作上的考慮而把內容形容過火，刻畫入微，甚至無中生有，興波作浪。但他們的作品仍可作為現實社會的反映----象《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末中國社會一樣。其實星馬華文教育圈子內的美、醜兩面，除了在小說還能“欣賞”到外，其他資料(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很少提到；即使有的話，不是輕描淡寫，便是諱莫如深。在學校的校刊上偶而還可看到“美”的一面，如校友的“回憶”，同仁的“榮休”，但是“醜”的一面(也許怕打起官司來)就不容易見到了。 馬華小說的作者有不少是教師或曾經執過教鞭者，所以他們對所描寫的內容有相當的體驗與了解。在許許多多的馬華作家中，林參天可以說是以華文教育問題為主要題材而寫得頗為成功的一個作家。他的小說時代背景包括戰前和戰後，而人物也各式各樣都有----不過他的“毀”多過“譽”：盡管他自己不肯承認，他是一個抱著悲觀態度看華文教育的作家。在《熱瘴》(初稿完成於1937年，戰後1961年出版)的“後記”裡他說： “作者在馬來亞從事僑教工作三十餘年…‥僑教(獨立之後又稱為華文教育)的問題確是太多了，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會如此。這並不是我的悲觀論調，但事實俱在，不容否認‥…讀者切勿誤會以為我存心攻計…教育是社會事業，幹得對的，我們要承認，不對的，我們也要有勇氣承認，諱疾忌醫，將會鑄成大錯…‥” 《熱瘴》的姐妹篇是《濃煙》(1958年出版)，也是長篇小說。林參天認為他的書中人物在馬來亞華校裡到處可見：也許他懂得比我們多吧。
(十一)未刊的畢業論文 以星馬華文教育為專題研究對象提出論文而獲得碩士學位者有底下三人。 1.李亞才(即李廷輝)，論文題目是《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華校的政策與政治，1786--1941I(LEE AH CHAI‧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SCHOOL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1786一1841)。作者分期討論華文教育的發展，特別著眼在華校與中國政治的關聯問題。他是在1957年獲得馬來亞大學歷史系的碩士學位。 2.孫一塵，論文題目是《馬來亞的華文教育與政府政策》(SUEN Y-CHERN‧CHINESE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MALAYA)。作者把論題分成三部份加以討論：戰前華文教育與戰後的復原；戰後的政府華文教育政策與華校現況；華文教育的前途。他是以教育的立場探討華校的適應問題及政府對華校的“馬來亞化”政策。他是在1958年獲得澳洲墨爾本大學教育學院的教育碩士。 3.翁月卿，論文題目是《華人對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教育的貢獻，1900--1941》(YUNG YUET HING‧CONTRIBUTIONS OF THE CHINESE TO EDUXATION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1900--1941)。作者強調華人對教育的重視及給予它的支持：這支持並不限於華文教育。華人對教育的貢獻很大，這點為一般討論華文教育者所忽視。論文分為五章：馬來亞背景；華校的發展；馬來亞的華文學校；英校和高等教育；結論。她是在1967年獲得馬來亞大學歷史系的碩士學位。 碩士以下的畢業論文，尤其是大學文憑班程度的論文，有不少與星馬華文教育有關，但水平不高，這裡不加介紹。專論星馬華文教育的博士階級論文則還未見到，雖然有些社會科學的博士論文有附帶提到它----特別是政治學者。
(十二)專書 討論星馬華文教育的專書並不多；所見到者也只側重在敘述，不在分析。許蘇吾的《新加坡華僑教育全貌》(1949年出版)是一本帶被引用的專書，但它也仍以敘述為主，以保存資料為要。不過作者在編寫時倒費了不少心思把一些散漫的資料整理出來，至於那些資料缺如的問題，他也加以查詢和補白：這點遠非王植原和王愛洋所合編的《馬來亞華校全貌》(1961年出版)所能比的。吳華的《新加坡華文中學史略》(1976年出版)也值得參考。 另外兩本同性質的書是唐青的《新加坡華文教育》(1964年出版)和宋哲美的《英屬婆羅洲華僑教育》(1959年出版)。這兩本都被列入台灣華僑教育叢書編輯委員會出版的《華僑教育叢書》內。 一般討論星馬教育或華僑教育問題的專書都會或多或少地提到星馬華文教育問題。這類的專書包括：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的《新加坡一百五十年來的教育》(華文版，1972年)；張正藩的《近六十年來南洋華僑教育史》(1956年出版)；周勝學的《海外華文學校教育》(1969年出版)；朱敬先的《華僑教育》(1973年出版)，等。 以華人為專題研究的英文書也都有牽連到教育問題。在這些專書也有幾都為研究星馬華文教育者所不容忽譏這包括：宋旺相的《新加坡華人百年史》(SONG ONG SIANG‧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1923年出版)；巴素的《馬來亞華人》(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1948年出版)和《東南亞的華人》(THE CHINESE IN SOTH-EASTASIA,1965年二版)；ROBERTS S‧ELEGANT 的《龍種》(THE DRAGON'S SEED,1959年出版)；STEPHEN FITZGERALD 的《中國與華僑》(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1972年出版)；GARTH ALEXANDER的《靜默的侵入》(SILENT INVASION,1973年出版)；等。 戰後的40、50年代華校所面對的問題及其反應，為一般研究星馬政治發展史者所樂道。這些作者所給予讀者的印象是華校(尤其華文中學和大專)的政治色彩很濃厚，而學生也普遍地被卷入政治的旋渦中。這一類的專書，可以以RICHARD CLUTTER-BUCK的《星馬的暴動與革命事件，1945--1963》(RIOT AND REVOLU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945--1963，1973年出版)，楊金華的《新加坡的政治發展，1945--1955》(YEO KIM WAH‧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1945--1955,1973年出版)和ANTHONY SHORT的《馬來亞的共產叛亂，1948--1960》(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1975年出版)為代表。
(十三)論文集和資料匯刊 論文集大體上有兩種：一種是作者把自己發表過或未發表過的論文匯輯成書；另一種是編者把一些有關的論文(包括編者本人的論文)合輯起來而成的集子。論文集當中有星馬華文教育或華僑教育的論文可資參考者，可以以底下的出版物為例： 第一種的論文集。丘正歐的《華僑問題研究》(1965年)；王秀南的《星馬教育泛論》(1970年)；黃潤岳的《獨中論叢》(1973年)；陳初榮的《今後華教何去何從》(1974年)，等。 第二種的論文集：劉士木、錢鶴和李則綱合輯的《華僑教育論文集》(1929年)；中國僑政學會編的《華僑問題論文集》(1954年，第一輯)；僑務委員會僑務研究室編的《華僑問題論叢》(1968年，第一輯)；高信和張希哲合編的《華僑史論集》(1963年)；國防研究院和中華大典編印會合編的《中馬中星文化論集》(1968年)；宋哲美編的《星馬教育研究集》(1974年)；等。 論文集和資料匯刊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是論著的合輯，後者是資料的匯編。不過，由於華文的編著向來不太嚴格遵守引號的運用，結果使到轉錄、改寫和創作的界限模糊不清，所以資料匯編的內容，也可能不只是資料的轉載。這一類的出版物包括：莊希泉和餘佩泉合編(原書寫“著作”)的《南洋英屬華僑教育之危機》(1921年)；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編的《教師雜志‧獨立大學專號》(1968年)和霹靂華校董事會聯合會協助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工作委員會編的《霹靂州華文獨中復興史》(1976年)。僑務委員會編印的《僑務法規》(內有有關僑教的法規)也屬於此類----這書初版於1950年，歷年有加以續修。
(十四)大事日志 丁致聘編的《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記1862至1932年間教育大事，1935年出版)，對研究近代中國教育來說，是一本很有價值的工具書：星馬也很需要一本類似這書的編輯，可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這種工具可用。《馬來西亞教育學報》第一和第二卷發表朱文華編的《一九六三年星馬教育大事日志》和《一九六四年星馬教育大事日志》，但已經沒有再加以續載了。 學校的紀念特刊和校刊，常常編載有本校的大事記，方便研究校史者用。
(十五)調查和訪錄
調查和訪錄是晚近研究社會科學(包括歷史)者所特別重視的；對資料貧乏的星馬華文教育研究者來說，這方法的運用尤其值得提倡，因為它可以補充許多我們知識上的空白或漏洞。在變遷非常迅速的今日，我們更有必要趁機把一些還能通過它而獲得的資料妥為記錄和保存下來；機會一錯就無從彌補了。可惜這需人力和財力，不容易做到。
(十六)提要 ，書目和索引 許蘇吾在《馬來西亞教育學報》第一卷第一期(1964年6月)發表一篇《星馬華文教育史料》，內容就是他個人收藏的一些有關星馬華文教育資料(不是“史料”)的提要。因為他所提出的資料太少，所以該篇的“提要”價值有限。鄭良樹和魏維賢合編的《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中學特刊提要》(1975年出版)也只限於華文中學特刊而已。許雲樵編的《南洋文獻敘錄長編》(南洋研究第一卷，1959年)也屬提要之類：它附有索引，檢查方便，雖然它沒有根據內容加以分類著錄。 王陳秀錦編的《馬來西亞教育書目》(WANG CHEN HSIU CHIN‧DUCATION IN MALAYSIA: A BIBLIOGRAPHY，《馬來西亞教育學報》第一卷第二期，1964年12月)是研究星馬教育者不可不參用的書目。這書目雖只收英文著作，但卻包括專書和期刊發表的論著。凡是在1964年以前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星馬教育問題論著都包羅在內，用者稱便。幸虧華文的星馬教育論著也有一本類似的檢查工具：這是南洋大學南洋研究所編印的《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資料索引》(1968年出版)。這裡收了從1905年到1966年的期刊資料；教育問題分新加坡、馬來西亞兩部份列出，檢查也很方便。這和許雲樵的《南洋文獻敘錄長編》合起來用，就包括專書和期刊資料了。只可惜沒有人再接下去做，因為60年代中期以後的教育資料，無論在質或量方面都比前一期來得更可觀。 在此應該提一提芝士曼編的《馬來亞書目》(H‧R‧CHEESEMAN， BIBLIOGRAPHY OF MALAYA, 1959年出版)的一大特點：它列有戰前和戰後本地英校採用的課本書目，為其他書目所沒有注意及的。 最後要提的是兩種台灣編印的索引：《教育論文索引》(台北師範大學圖書館編，第一輯於1961年出版)和《華僑問題有關資料索引》(台北僑務委員會編，第一輯於1965年出版)。這些當然不會包括本地資料，而且也偏重在華僑教育，但偶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論著或資料出現，研究者不可不知。
X X X X X 要研究星馬華文教育史，不得不熟悉上述的十六類資料，否則難免會因為見聞不廣而產生偏頗的錯誤，尤其那些單就一方面的資料著眼者，更容易受誤導而提出沒有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