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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語言政策

 

作者:洪鎌德@ 台大國發所教授

 

一、新加坡的社會的特徵與流變

 

與台灣相似,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型的移民社會。移入台灣的閩粵先民是屬於對岸的漢族,是由中原移居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得鶴佬(河洛)與客家人,在輾轉渡過黑水溝來澎湖和來台灣定居的漢人,這點與新加坡稍有不同。原來稱為獅島的新加坡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的要衝,成為原住民馬來人以外的南印度人(稱為淡米爾族)和中國南方漢人覬覦的對象。加上19世紀初英國在侵併印度、緬甸和中南半島的南方,亦即馬來半島之後,企圖染指這個為馬來酋長所發現、所擁有的島嶼。

 

因之,同是移民社會、同是原住民不敵和降服外來的侵略者,台灣和新加坡都曾經被外國殖民過,台灣早期被西、葡、荷蘭、其後的滿清與日本殖民(在相當程度也被國民黨外來政府統治過),新加坡則被英國殖民140年左右,也曾淪陷於日軍統治之下,變成三年半的昭南(昭和南方之)島。

 

自1965年獨立建國迄今只有37年歷史的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綜觀新加坡的歷史背景,除了自1965年以的建國史外,事實上還可包括受到英國統治的140年歷史。

 

1819年1月28日,英國探險家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正式揭開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19世紀初,新加坡是由柔佛州的蘇丹胡先(Sultan Hussien Sayah of Johor)委託他的家臣天猛公阿布杜拉曼(Temenggong Abdur Rahman)所統治【1】。新加坡由於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南中國海等兩大水域之間,地理位置適中且具戰略上的價值,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萊佛士前往闢建根據地。1819年2月6日,萊氏與柔佛蘇丹和天猛公簽訂協約,正式開始從事新加坡的開發計畫【2】:(1)制訂大規模的移民方案;(2)宣布新加坡為一自由貿易港;(3)從各地不同地方移民過來的種族社群,殖民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依其各自的族群習慣自行管理。

 

1826年,英國將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華人習慣將此三地統稱為「三州府」,1867年4月1日,三州府則改由倫敦殖民部管轄,直屬於英國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隨著19世紀中葉輪船的出現,以及1869年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開通,新加坡成為溝通亞洲和歐洲的重要海港。

 

英國人佔領之初,該島僅有120名左右的馬來人和30名的華人。可是在長達140年的英國統治期內(1821-1942和1945-1959),由南中國閩粵地區湧入大批華人,以致1836年華人人口多達13700人,已超過該島原住民的馬來人數目(12500)。此外,由印尼群島遷入馬來人,由印度次大陸和錫蘭島也移入南印度人(淡米爾人)、巴基斯坦人、錫蘭人等。在1860年全島80800人中,華人高達49000人,約佔61%。星島移民的時代高峰分別為1867年與1914年,都是由於開發急需外來的勞工,俾在錫礦和橡膠園工作,當時殖民政府允許華工和印工大量的湧入。

 

由於英國殖民官員和商人向海外拓殖的目標在奪取土地與擴大市場,而競相渡洋越海的華人和印度人則在逃避本國的天災人禍,希望外海外另創天地,其結果造成不同人種和族群在獅島的意外相會,這也導致扼馬六甲星州海峽咽喉的新加坡短期間成為東西文明與南北商賈薈萃的商埠。工商業的迅速發達造成各行各業的蓬勃成長,而且各族也傾向於分工與專業。譬如英國人、歐陸人和福建人控制對外商貿、英國人與印度人專擅公共行政、廣東人與客家人專門搞房地產和建築業、海南人善於食物零售、開設咖啡店等。

 

華族算是新加坡最大的種族,來自中國各個不同區域,因之又可分為福建人、潮洲人、廣東人、海南人、客家人、及大陸其餘各省的移民。同樣是馬來人也分為馬來人、爪哇人、玻雅尼人(Boyanese)。印度人則分為印度淡米爾人、馬來亞力人(Malayalee)、旁遮普人和錫蘭人。在新加坡官方統計表「其他」欄下的族群,包括歐洲人、歐亞混血兒(又稱為高加索人、或稱為歐美人)。星州的福建人稱他們為「紅毛」、「白皮」等。顯然新加坡人種繁多、族群互異,依其人口多寡可分類為四種:即華人、馬來(巫)人、印度人和高加索白種人。在1836年左右前三種人的數目為華人46%、馬來人42%、印度人10%。到了1921年新加坡全島人口多達418000人,三族的比例為75.3%、12.8%、7.7%。當1931年新加坡人口已達50萬人時,英殖民地當局下令禁止移民活動【3】。於是在1940年以後,新加坡幾乎已經停止接受外地大規模移民的遷居。

 

1970年新加坡舉行人口調查,華族仍佔絕大多數,在全部總人口207.4萬人中,華族擁有158萬(佔76.2%),馬來人總人口數31.1萬人(佔15%),印度人共有14.5萬人(佔7%)。1990年人口普查為,新加坡居民總數為269萬人,各族人口數為華族209萬(77.6%),馬來族38萬(14.1%),印度族19萬(7%),其他歐美人士2.9萬人(1.7%)(以上參考洪鎌德 1994:15-23)。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總人口多達401萬8千人,其中常年居住之人口多達326萬3千餘人,各族人口為華族250萬9千(76.8%);馬來人45萬5千(13.9%);印度族25萬8千人(7.9%),其他4萬6千(1.4%)(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2001:4)。

 

表1 新加坡種族人口數與比例變化
單位:千人

年份

華人

馬來人

印度人

其他人種

人口總數

1824

3.7
31.0%

6.4
60.2%

0.8
7.1%

0.2
1.7%

10.7

1836

13.7
45.7%

12.5
42%

2.9
9.6%

0.8
2.7%

30.0

1871

54.6
57.6%

26.1
27.5%

10.3
10.9%

3.8
4.0%

94.8

1911

219.6
72.4%

41.8
13.8%

27.8
9.2%

14.2
4.7%

303.3

1989

2059.1
77.8%

375.4
14.1%

185.3
7.1%

27.8
1%

2647.6

1994

2269.6
77.4%

415.9
14.2%

209.4
7.2%

35.3
1.2%

2930.2

1995

2311.3
77.4%

423.5
14.2%

214.9
7.2%

36.8
1.2%

2986.5

1996

2352.7
77.3%

430.9
14.1%

222.1
7.3%

38.6
1.3%

3044.3

2000

3085.5
76.8%

558.4
13.9%

317.3
7.9%

56.2
1.4%

4017.7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1970,1990,1997,2001)

 

二、多種語文的傳統與英文的特殊地位

 

新加坡的四種官方語言為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那麼這四大源流(streams)的語言是由19世紀二十多種主要的語言(包括方言)族群逐漸合併簡化而成。這二十種的語言群【4】,每一種至少是千人乃至萬人以上在口口相傳。以華語為例,在今日固然以北京語為標準的華語,但早期乃至最近卻有中國南方各省的方言,涵蓋在內,包括福建話、潮州話、閩南語、廣東話、海南話和客家話等。以馬來語為例,則涵蓋了爪哇話、玻亞尼話、以及淡米爾語的源頭之德拉威地安語系(Dravidian language),其主要成分為淡米爾語、馬來亞蘭(Malaylam)語和特列古(Telegu)語。另外印度語則包括旁遮普語、興都斯坦語、古扎拉悌語(Gujarati)、辛哈力語(Singhalese)。以上四大語系再加上英語,由此構成洋洋二十多種語言或方言。在所有新加坡語言當中,馬來語表面上被尊稱為新興島國的國語,但其普遍使用上仍敵不過殖民地政府官方的語言─英語。

 

英語被尊為國王的語言(King's language),其實就是島國各族主要的溝通工具,也是吸收外來文化、科技、對外營商貿易所不可或缺的主要語言。英語最終在新加坡成為雙語教育(bilingualism)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所謂的雙語就是不管你的出生隸屬於那一種族、那一族群,除了通曉你出生的母語(華族通華語、馬來族通馬來語、印度族通曉淡米爾語)之外,最重要還得學習英語,俾作為各族彼此溝通的工具。

 

在島國英語之所以一枝獨秀,除了拜受殖民統治者主宰地位之賜外,也是由於早期殖民政府刻意為學習英語者設限的緣故。當時只要能聽、能講、能寫、能懂英語的人,在政府或公家機關或商社,總有任職與就業的機會,他們或任低級官吏、書記、秘書、或翻譯者。早年以印度人和海峽華人(The Straits Chinese通曉英語,生活方式洋化的「高級」華人)這兩批人為代表。

 

海峽華人數目雖少,卻是星島主要的社群。這批影響力不容小覷的華人最早在英國人殖民星島之前,便由廖內(Riau) 群島與馬六甲移入獅城,他們根基的深厚,強於另一批馬來化的華人,也即所謂峇峇(Baba 男人)與娘惹(女性)(Freedman:10)。

 

在英國的長期殖民統治期間,海峽華人高度英國化(Anglicization),這種高度英國化便是英語在其族群中的推動與擴大英語的學習與使用(參考Png:104)。海峽華人不僅高度英化,還與馬來人通婚,而能使用峇峇的馬來語(Baba Malay)。這種語言本事遂被殖民母國的官吏看重,在星島的英國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5】。儘管他們仍然保留部分的中華習俗、語言與文化,但與其後由中國南方各省直接移入的華人無論在生活上、觀念上已儼然分離,而自成另一族群。

 

至於19世紀通過馬來半島南移至星州的印度人,其背景則與華人大異。其一為印度遭受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後,由於次大陸的貧困落後,不少人被迫拋棄鄉土並移民外地;其二為1914年之前英國已控制了整個馬來半島,為了管理與開墾,需要大批人工,包括勞動者、低階管理員與技工,因之在1937年之前移入星島的印度人絕大部分為橡膠園的勞工。在這種情形下講淡米爾語,而又通曉英語的南印度人,便扮演橡膠園勞工與英國官吏之間的譯員與仲介人的角色。同時印度族中的馬來亞力人,也成為英人與馬來亞蘭人與淡米爾人之間通譯(Sandhu:123)。

 

既然有這一大批的海峽華人與南印度移民可供英國官吏驅遣,英國殖民政府遂在偽裝要保護馬來文化與馬來語文的純淨的藉口下,對馬來人學習英語既未加以鼓勵,也未推行。於是馬來人只好摒棄工商,而以務農、捕魚、養殖等鄉下職業維生。

 

英殖民政府推動這樣不均等英語教育的結果,也造成其他語文教育失衡的發展。由於學習英語的管道有限,其他語文學校反而不愁找不到學生來學習。但學習其他語文,不像英語在經濟上和社會上能夠獲得實利。結果受到英語之外的語文教育而長成的年輕一代島國居民,便會對英國殖民主義產生更大的厭惡、痛恨,他們終究成為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與國家建立的先驅【6】

 

三、由自治政府邁向獨立建國

 

在英國殖民統治的後期,亦即1950年代,新加坡與馬來亞尚屬一體,為英國海峽殖民地之一。受過英式教育的新加坡年輕一代的領導者(如李光耀、吳慶瑞、杜進才等)不斷進行反殖民鬥爭,力求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遂有1959年英國允准星馬自治的舉措。可是當時英國殖民當局對為數多達76%的華族所設立的學校無意資助,遂造成華族對殖民政權之痛恨;也遂在馬共鼓譟滲透下【7】,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時有所聞。中共的建國政使華族的知識階層更為左傾,而嚮往一個「強大的祖國」【8】

 

1956年議會各黨員建議政府採取整合的方式來處理不同種族、不同語文源流的教育問題,包括提供給各族的學校以不同語言編寫的共同科目教科書。礙於當時教育經費短絀、政治領導無方,這一建議未能貫徹實行。直到1959年人民行動黨在星島贏得大選、並掌權之後,才提出五年計畫,對教育進行重大的整頓與改革。這五年計畫包括:

1.把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四種不同語文源流的教育予以平等對待。

2.以馬來語作為此一新興國家的國語;再把馬語配合其他三種語言宣布為官方語言。

3.強調數學、科學、技術的課程,俾為教育現代化鋪路。

 

在官方這種努力之下,學生入學率迅速遞增,至1965年新加坡獨立前後,全國已設有四種語文源流多達500所中小學校,學生人數多達50萬,算是朝普及教育邁進一大步﹐為了適應急速膨脹的學生群,新加坡政府特別設立教師訓練學院,培養各種語文的教師,至1965年已擁有1萬7千名中小教員。

 

1965年新加坡由馬來西亞獨立出來成為南洋一個新興的獨立國家。星州已取得獨立的「國格」(statehood)。但如何把疆域之內的族群建立為「族國」(nationhood)正考驗其領導者之才智與魄力。不巧的是在建國之初,星州碰上英軍自蘇彝士運河以東撤退,也碰上大馬與印尼的對抗【9】。在社會上,雖然對共黨的顛覆進行壓制,但諸種族如何和諧共處、合力營建出一個統一的、有秩序的社會,卻使主政者傷透腦筋。在經濟上如何使仰賴進口商業的獅城變成一個輸出的工業國家,如何敷設基本設施、吸引外資、建設跨國公司設址的條件,在在也使新加坡的朝野忙成一團。

 

在此時刻教育負擔了兩項職責:其一在協助國家經濟轉型;其二在建立一個統合的、有秩序的新加坡社會。是故獨立之後的新加坡教育著重再加強推廣教育的效益、抬高教育的素質、強調科技的訓練、以及調解種族歧異。其間除了廣設技術學院、職業訓練機關之外,又推動公民教育,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其主要目的則為雙語教育之提倡,亦即從1966年之後,新加坡力行雙語教育,雙語教育變成新加坡教育體制的基礎,以致實施20年之後,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陳慶炎,還要再加以證實、加以讚揚,他說:

我個人認為,我們的雙語政策,規定每個人除了學習英語之外,尚得學習母語,這一政策是我們教育體系的重大本質…孩子們必須學習英語,俾他們能夠理解我們的所作所為,以及我們的來龍去脈。 (Tan 1986)

 

 

為了落實雙語政策,政府在小學儘量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聽講第二語文的機會。這裡所指的第二語文,是指在英語源流學校的母語而言,但如以非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例如華語學校、馬來語學校、淡米爾語)則以英語變成第二語文。結果在英語源流學校,學生被要求以英語學習數學與科學。而在1970年開始,以英語為主要教學手段之學校,則必須以母語講解歷史(不過這一規定到1971年因教科書用字超過第二語文的水平之上,而告廢除)。

 

自1966年之後,新加坡的中學生必須學習第二語文,並在1969年之後,凡中學畢業考試必須加考第二語文,到了1979年學生大學入學的先決條件為通過第二語文的檢定考試。倘若不通過二種或三種的語文,則無法求得高學歷,當然更無法變成菁英了。

 

由於家長認識學習英語文對其子女將來的就職方便和社會地位的爬升影響重大,於是進入英語源流學校的學生每年增加,政府不得不設置「浸濡班」(immersion classes)【10】,來協助那些自小家庭中不講英語學的學生,使他們聽講英語的機會增加,從而抬高其學習英語的信心與興趣。

 

表2 新加坡種族五歲以上家中用語使用比例(%)

語言\年代

1980

1990

2000

華族

英語

10.2

19.3

23.9

華語

13.1

30.1

45.1

中國方言

76.2

50.3

30.7

其他

0.5

0.3

0.4

馬來族

英語

2.3

6.1

7.9

馬來語

96.7

93.7

91.6

其他

1.0

0.1

0.5

印度族

英語

24.3

32.3

35.6

淡米爾語

52.2

43.2

42.9

馬來語

8.6

14.5

11.6

其他

14.9

10

9.9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2001:11)

 

四、華族的方言流行與華語的推崇

 

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後,被觀察家視為馬來大海中的一條小蝦。原因是印尼人所講的印尼話,大體上與馬來語沒有重大的歧異。因之,印尼文化也可以視為廣大馬來文化的一支。在這種情形下,以華族佔多數的新加坡,不得不強調馬來語文的重要,這是星島人為何把馬來語當國語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獨立後的新加坡,亟需凝聚民族共識,建立新的族國(new nation-state) 。為此所採取的種族和諧政策,在於防止人口佔多數的華人成為新加坡「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主體。於是在李光耀幾次聲嘶力竭的呼籲下,要求新加坡人不論其祖先原屬中國、或印度、或馬來西亞、或印尼群島,一概自稱為新加坡人,不得再自稱中國人、印度人、馬來西亞人等等,最多加上華裔新加坡人、印裔新加坡人、馬裔新加坡人的稱謂而已。李光耀此一呼籲不僅著眼於種族或族群的和諧,也是基於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不讓其馬來鄰居、或印尼鄰居,視新加坡為海外的第三個中國,或中國的「第五縱隊」。這也是何以新加坡的華人不再自稱為中國人的之主因。

 

正如前面所述,華族移民星島,早在1836年即已佔全島人口總數的45.9﹪,是當時島民中最大的族群。1849年華族人口已超過馬來住民的總數。在本世紀開端,移民到星島的華人,除了勞工之外,也有政治上反抗滿清、而躲避官方緝捕的革命份子(如孫中山、梁啟超等)。這些流亡星洲的革命首領及其黨徒,發現華族中方言之混亂,阻礙了華族的團結。原因是居住於星島,而由唐山南移的僑民,大都屬於閩、粵兩省的拓殖者。在福建省有福州、同安、惠安等不同閩南語文,在廣州則有客家、粵語、閩語、潮州話、海南話。其結果造成新加坡華族方言中,以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和海南話為主要的方言族群。在諸種方言中,除了福建話和潮州話之外,其他的方言使用者無法彼此溝通理解(Freedman:12-13)。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由於官方對待各族群採取不理睬的放任態度,也促使華族各方言族群自行發展,其結果造成彼此在生活上的差異不見縮小,反而更形增大。加上移居南洋的華人喜歡攀親附戚,各組各種會館與社團,反而使方言社群超越其他業緣團體,而成為凝聚血緣與地緣的機構【11】。在1909年之前,由會館衍生的方言學校林立,學生入學的條件為能說、能聽某一特殊的方言。

 

方言的認同與忠誠導致在新馬華人族群中之相互競爭,乃至彼此傾軋。這自然會引起逃亡到南洋的中國革命領袖之疑慮。因之,他們只有在強調中華文化、或華族的勤儉道德等方面,企圖消除華族群體的對立。但這樣做有意無意間便推廣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引起其他種族的不安。

 

在強調華族統一和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之外,不管是急進的革命份子,還是主張溫和的改革派人士,都或多或少留意到民國初年在中國大陸所推行的國語運動,從而在星島有人倡導學習中國的「國語」,是故星洲第一所學習「國語」的講習班於1898年出現。但方言學校仍維持到1909年。該年年中之後,以方言為主體的華校,已被講解「國語」的學校所取代。1917年當中國大陸展開如火如荼的國語運動時,新加坡的華校也決定以「國語」取代方言,成為學校的教學語言(Chelliah:82)。

 

由是可知,北京話、或叫做普通話是基於政治的理由,而被引進到新加坡。將語文加以政治化的目的在於促成華族團結,特別是促成華文教育者,如何團結合作,由是把語言當成一種政治符號、政治工具。此舉不僅使講方言的華族得以團結合作,也把他們從講英語的華族徹底地分開。從而搞政治與群眾運動者,為了吸引群眾的注意,贏取群眾的支持,不得不重視華族共同使用的語言-「國語」-或稱華語。語言的敏感性與重要性由此凸顯出來(Shotam:507)。

 

在英國結束星馬兩地的殖民統治之後,不管是在自治時代,還是在獨立建國時代,華語的推行和華文教育的實施,都使得語文和政治關係更形密切。儘管學習英語成為新加坡朝野努力的目標,尤其是個人爬升社會位階的樓梯,但大部分的華人,還是以講方言,和進一步學習華語(普通話)為主。根據新加坡教育部的調查,新加坡的華人當中有81﹪,在家中使用方言或華語。換言之,在家中使用英語或其他語言(合馬來語)合計只佔19﹪而已(請參考表2)。

 

此外,由於新加坡政府體認到華族中的次級族群講聽方言,不利於華族整體的溝通,故大力提倡「華人講華語運動」,其成效之高速,令人吃驚。在1980年家中父母使用華語,而與子女交談者,其子女在進入小學者佔全部華族入學學童的25.9﹪,但至1991年時以躍升到66.7﹪,可見華語運動的推行有相當的功效。

 

不僅在學校裡華語已取得相當重要的地位,就是在大眾傳媒裡,華語也成為老少喜歡使用的語言。在1987年識字高達110萬名華人中有98萬(89﹪)能夠閱讀華文報紙。通曉英文的120萬新加坡人中只有84.5萬(70﹪,其中只有61萬是華人)閱讀了英文報紙。

 

新加坡200萬電視觀眾裡、年滿15歲以上的觀眾中,有33﹪每日在收看新加坡電視廣播台的華文時事節目,這是收看英文時事節目的觀眾(佔14﹪)的兩倍。多年來最受觀眾歡迎與喜好的前十名電視節目都是華語節目,就是最後一名(第十名)收視率最高的華語節目,也比英語最好的(第一名)節目高出50﹪的收視率。

 

在歐風美雨的沖擊下,新加坡人固然在國際貿易與商業擴充方面、在吸收西方科技的長處方面仰賴英語,但為了讓佔有四分之三人口的新加坡華人不忘本、不失根,為了使年輕一代新加坡人認識東方文化與傳統的道德價值,政府乃大力提倡學習華文【12】。此外由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歡迎星馬人士前往投資、營商、通貿,而台灣的經濟力量也令星洲人佩服,這些因素都使學習華語的價值相對抬高。就新加坡而言,華語、淡米爾語和馬來語似乎已不僅僅是只有溝通的意義,而且被當作是族群的象徵,從其歷史的發展和文化的傳統中即足以證明(Gopinathan 1980:177)。所以,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是文化和政治交織而成的語言政策。

 

五、多元語言的新興國家

 

正如前述,新加坡既然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因此其語言改革的準據,係採取多元語言國家的模型 (model of a multilingual nation),企圖在藉多種語言的平等使用,來達成國家的建立(nation-buliding)。這也就是何以官方規定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為正式的官方語言,必須在政府公報的文書上同時排印出現的原因。

 

在這個模型中,新加坡的族群正式界定為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四種。新加坡所有四族享有文化與語文上的平等。從而作為新加坡公民的個人必須對獅城整體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有所貢獻,對國家的統合有所助益。此一模型有意無意間強調集體的利益。儘管在面對國家權力時個人的基本權利受到憲法的保障,國家的利益仍優先於個人的權利。

 

其實,多元語言國家的模型,包含兩個重要的面向與向度(dimensions)。其一,此一語言政策之推行,有助於新加坡與外國的交往與溝通;其二,此一語言政策之落實,促成新加坡單一族國的統合與建立。

 

上述兩種向度具體而微的落實,便是英語的運用。只要能夠掌握英語,彈丸小國如新加坡者,仍能夠與歐美交往,而吸收其所長,並從而把新加坡轉化成國際通航、金融、資訊的中心。另一方面英語又成為新加坡四大種族彼此間對話的共同工具。尤其是在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之後,英語取代馬來語成為四族共通的語言。在實際的運用上,英語變成了事實的(de facto)國語(Shotam:508)。

 

正如前述,華語成為離鄉背井,形同失根的華人慰藉的象徵,特別是當作殖民化時代以來不能閱讀與聽講英語的人,長期遭受壓制的一種補償。再則學習與使用華語,也是為了克服中國方言群體的分歧和離異,使華族中的各方言群落得以彼此溝通。

 

顯然,在新加坡「母語」的定義,每隨時空的變化而轉移。以目前的情勢來界定,母語係指某一語言族群(linguistic ethnic group)在社會上認同某一語言為其通用者。例如不是所有華族都認同華語為其母語,對講英語的華人,其母語不再是華語,而是華人的方言或英文。透過多元語言的模型,各種語言享有平等的地位,不能以某一語言使用的頻繁與否,來決定其價值。英語的象徵是直截了當的,它是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象徵,它與其他三種語言不同,不再被視為母語,但卻建立在其他母語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溝通工具。對新加坡人而言,英語顯然欠缺其他三種母語那樣帶有沉厚的感情色彩與民族特質。

 

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與英國殖民地政府最大的不同為前者公然倡導學習英語,而後者只有選擇性的開放英語學習給少數住民,然後把這小批「選民」當成買辦、或仲介人來優遇。

 

如果我們考察1985年新加坡學童選擇教學語文的人數,並加以比較的話,便不難發現學習英語如何成為星島朝野當急之務。反之,以馬來語或以淡米爾語為學習語言,在學童幾乎是少數中之少數。完全依賴華語為學習語言的入校學童居然低到只剩下3﹪,與佔有總人口四分之三的華族完全不成比例。

表3 1985年教育語文與學生入學情況

教學語文

入學數目

百分比

英語

456,947

97.00

華語

14,026

3.00

馬來語

74

0.04

淡米爾語

5

0.01

所有語言總數

471,054

100.00

資料來源: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統計部門Education Statistic Section ,

Ministry of Education(Singapore, 1985), Table 5.

 

 

英語變成主要的教學媒介是不是完全由於政府操縱呢? 事實上,政府的作法多少也反應民間的要求。原因是1954年進入英語源流的學校就讀的學童,首次超過進入華校就讀的學童數目。該年華校學生入學的增加率才2.7﹪,而英校的學生入學增加率卻高達14.3﹪,這就說明一般父母有意把子女送到英語學校去就讀。

 

為了不觸怒受華文教育者對社會過度重視英語之不滿,政府也得保證在推廣英語之同時,不忘對華語的推廣與深化。特別是在1950年代反英反殖民主義的群社中,不乏接受華文教育者(儘管其領袖多為聽講英語的華族菁英)。隨著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接受華文教育者,在政治上愈趨活躍,曾要求以華語取代馬來語而成為國語,至少華語應該成為官方諸種語言中之一種,他們認為政府所推行的英語教育乃是意圖讓華人的傳統文化沒落,因此反對政府推行的英語教育。政府最後接納其後面的建議,而宣布華語為四種官方語言之一。對於來勢洶洶的華語與中華文化提升的壓力,政府的反應是謹慎的。

 

在新加坡多種族社會和多元語言的情況下,兩個與語言相關的議題是基本而重要的,而且和新加坡的建國有密切的關聯(Kandish and Kwan-Terry, 1994:72)。

 

第一個議題是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