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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及其历史走向 作者: 赖静萍 日期: 2007年第3期 来源: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zz.net/view/1001-4608/2007/03/10028438.htm
摘要: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新加坡逐渐建立起介于有限极权与有限民主之间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形成是新加坡自身独有的政治生态系统中地理、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它契合了新加坡的历史和现实需要，对现代化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形成，市民社会兴起，执政党本身也进行了适时的改革，新加坡政治生态系统中的诸多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主在威权秩序下不断成熟起来。
关键词:
新加坡; 威权政治;
政治生态系统
有限极权政治体制下，通常不存在政党或者只有一个政党存在，不允许有另外的政党与其竞争;
整个社会实行强制性的动员参与，社会政治化程度非常高;
政府操纵或控制媒体。在有限民主政治体制下，权力可以通过公开、平等、合法的竞争在政党之间更替，允许反对派发出他们的声音;
人们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选民在政治参与方面有自己独立的选择。威权政治体制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在威权政治体制下，执政党一党独大，但允许反对党存在并与它竞争;
公民的政治参与有组织、有限制地进行，并受政府的影响、指导和干预;
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控制工会、学校、媒体等社会组织，但社会仍有较大的自由度。
新加坡走上威权主义道路是自身独有的政治生态系统中地理、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及国际背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新加坡政治生态系统中的诸多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主因素在威权政治秩序的呵护下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本文就是要从政治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及其历史走向。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政治生态系统分析注重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与其周围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政治共同体作为政治生活的整体，具有空间位置的地缘性、社会的根植性、文化的根源性、经济的基础性和历史的传承性。正因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的任何一项制度，也都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其成长、发展和衰退与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休戚相关。一项政治制度既从政治生态环境中吸取其需要的物质、能量，同时其本身的存在又会改变政治生态环境。利用政治生态系统分析方法来研究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及其发展，可以将威权政治研究置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客观地看待这些环境如何对政治选择施加限制、提供经验，而威权主义的政治选择又如何改变环境，从而导致又一轮的环境与制度之间的互动。
新加坡是一个位于马来西亚半岛南端的城市型岛国，由新加坡本岛及散布在其附近海域的60多个小岛组成，国土总面积为682.7平方公里。新加坡虽然四面临海，但海域面积小，海洋资源有限，岛上的自然资源又相当匮乏，粮食甚至淡水都要靠进口。小国且缺乏自然资源于是成为新加坡的先天脆弱性。再则，新加坡是个处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大国之间的弹丸小国，必须在大国的挤压中求得生存。难怪乎当李光耀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时说:对我，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但是，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中。
另一方面，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它濒临马六甲海峡，扼太平洋到印度洋之要冲，素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新加坡凭借其天然良港的条件，成为世界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其本身也成为转口贸易的重地，这使得世界各地的人种往来频繁，各种文化交错融汇。但新加坡如不能很好地对待各种文化的交汇碰撞，则必然妨碍其平衡和谐的发展。小国、危岛、多元文化交错所产生的生存哲学和实用精神，使新加坡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领导，以克服不利地理条件而充分利用有利地理条件，并融合各种文化促进国家的发展。
1819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爵士来到新加坡并建立起英国贸易中转站时，新加坡差不多还只是个约有210人的小村落。之后，在英国将其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由港过程中，新加坡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中国、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的移民和商人，使其成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新加坡现有人口401.7万，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为326.3万，其中76.8%是华人，13.9%是马来人，7.7%是印度人，1.4%是欧亚混血人种和其他民族。
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加坡不仅仅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这些移民勤劳、有胆有识、富有创造性和冒险精神。但他们到新加坡只是为了谋生，而没有定居的打算，因此对新加坡的认同程度很低，在工作、生活中仍然保持着各自祖先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另外，英国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期间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各种族间融合进程缓慢。新加坡刚独立时，民众对新加坡这个新国家的认同感非常缺乏，因为此时仍无新加坡民族意识。这种无民族认同作为国家存在基础的状况导致种族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行动党政府处于一个极为尴尬而又艰难的境地，迫使它必须在现有国家的基础上铸造出新加坡民族来，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为了使新加坡在没有民族支撑的条件下生存下去而不至于瓦解，人民行动党只有建立起威权统治，以强大的权力、统一的政策来巩固其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维护国家安定和种族和谐，在此基础上通过正确的社会经济政策使各种族人民都能分享发展成果，通过向各种族灌输民族认同、国家高于一切的思想观念加速种族融合和新加坡民族的形成。经过努力，20世纪60年代末，新加坡民族国家初步形成。1969年的一项调查资料表明:在新加坡的居民中，有90%以上的人称自己是新加坡人;74%的人更愿称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裔人或其他种族的人;80%的人不同程度地参与有关新加坡民族象征的活动，其中66%的人表示积极有效地参与了这些活动;74%的人称愿意与新加坡生死与共。
新加坡威权政治的形成，与其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尽管英国在新加坡进行了140年的统治，仍然无法抹去东方文化的底色。因为殖民时期国家与社会、上层与下层是分离的。上层的文化很难形成对下层文化的有力冲击，尽管这种冲击确实存在;同时，大多数华人移民是在殖民统治的中后期涌入的，他们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时间并不长，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却根深蒂固。
这种儒家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整体号召机制，使人民行动党可以充分地调动潜涵于新加坡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20世纪60年代，当独立的新加坡面临现代化挑战时，这种整体号召机制被激活，从而使人民行动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新加坡的民众一方面渴望得到权威的保护，以避免相互倾轧中财富被剥夺，这就使他们把一元的绝对威权政治领导看成是自然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又畏惧这种严厉的权威，避免与政府权威发生摩擦。可见，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治正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张扬。而1982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释及1990年制定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可谓是更为明确的注脚，为威权政治的施行和巩固奠定了文化心理上的深厚基础。
(四)
经济发展因素
新加坡威权政治的产生，无疑有着经济方面的深厚根源。新加坡地小人稠，自然资源贫乏，独立之前的经济以转口贸易为主，而没有自主产业，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这使其经济风险性很大。独立以后，新加坡面临着维护独立地位、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这就为威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培育了丰厚土壤。
一方面，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是一种后发追赶型的现代化，从独立建国起就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状态。这种现代化显然是被压缩了的，它意味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这使得新加坡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府力量，充分发挥领导、组织、干预、扶植、推动等积极作用，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现代化的实现。
另一方面，从新加坡经济战略来看，威权政治的产生是必要的而且对新加坡经济的腾飞起到了巨大作用。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和战略，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型工业到出口主导型工业再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建成了以制造业、金融、交通运输、贸易、旅游为支柱的现代化经济结构，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可以想象，在此过程中，如果新加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无法制定并有效执行如此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而正因为在新加坡威权政治下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稳定并良性运转，使政府威信提高，威权政治获得人民的认可，赢得并巩固了其合法性基础。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由于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变革、城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提高、大众媒介的推广等因素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不能被体制所消化，则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亨廷顿认为，动乱频发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很多东西，它们缺乏食品、文化、教育、财富、收入、健康水准和生产效率。然而，在这些短缺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因此，亨廷顿认为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
在削弱反对党及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的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积极树立起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方面严禁任何有损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威信的言行;
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完善人民行动党及政府本身:
建立廉洁而高效的政府，广纳贤才，政府领导人之间团结一致，政府制定政策时尽可能考虑全体人民的需要和利益，领导人自我更新，保持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活力等。尽管人民行动党建立起来的威权政治及强大政府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民主为代价的，但它为新加坡带来了相当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这实在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20世纪60年代，刚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新加坡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国际社会受制于冷战格局，美苏在全球的对峙和争夺，使新加坡感到难以应付。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对新加坡的不满情绪，以及周边国家对华人的敌视和排斥，更使领导人受到生存危机的困扰，形成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民族心理。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政府从新加坡全部撤军使其经济和国防雪上加霜，这就更加刺激了新加坡要求经济发展的欲望和民族主义的兴起。险恶的国际生存环境使新加坡必须拥有强大的凝聚力、铁腕式的政治人物、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和统一强硬的权力方能将一盘散沙的社会凝聚成一个高度团结的共同体，维护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阿尔蒙德就认为:一个政治体系可能受到敌对国家的威胁或侵略，为了对付这种挑战，这个政治体系可能会感到自己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为有效的办法来组织和安排这些资源。对于新加坡来说，确立威权主义政治模式是当时应付复杂国际形势最为有效的办法。
三、新加坡威权秩序下民主政治的发展:基于政治生态系统的演变
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在发展巩固自身的过程中，尽管将民主尽力压制在秩序范围之内，但民主却仍在威权秩序下孕育、积累和成熟起来。这一客观事实不容忽视。由于威权主义政治的悉心呵护，以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的规范力量得以有序增长，经济高度繁荣;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中产阶级以及市民社会的兴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为维系自身统治而进行的改革，再加上国际民主浪潮的推波助澜，可以说，新加坡赖以生存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为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朝民主化方向发展埋下了伏笔。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短暂的议会民主政治因没有给新加坡带来稳定和繁荣而被威权主义所取代。顺天应时出现的威权政治扭转了新加坡的经济形势，从而获得民众的认可。然而，充满辩证意义的是，经济的高度发展在肯定威权主义统治的同时，也在否定这种方式。因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存在极高的相关性。李普塞特、纽伯尔、达尔等学者在探寻民主化的原因时就发现:在世界一切国家中，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指数越大时，则产生竞争性政治体制和多元政治的概率就越大。亨廷顿则就经济高度发展能促进民主政治的原因作了思辨性的解释。从历史上看，民主化同经济现代化从来是同步协调进行的。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一个贫穷落后、文盲成堆的国家或地区是难以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反过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也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威权主义统治。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很发达，社会高度分化，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很强，威权主义必然无处扎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很高。1998年，新加坡每1万人中，有13名医生和3，379条住宅电话线。另据新加坡统计署公布的2003年数字，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8023新元。然而，衣食无忧、优越舒适的物质生活不可能是新加坡人的最终追求，他们必然在更高层次上对社会提出期待，去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同时，巨大的经济成就为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推进提供了物质条件，它使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政治参与的设施渐趋完备，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总之，经济发展必然会对新加坡的政治变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加坡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出现了一支有自己独立利益而且很有主见的力量中产阶级。
新加坡独立至今，中产阶级人数有很大增长。以中产阶级中最具代表性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政府行政人员为例，据统计，在1957年，他们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占的比例为6.8%，1970年增至10.3%，1980年增加到了18.3%，1990年更增至24.2%，30年间增加了近四倍。如果把属于中产阶级下层的公司职员和中小学教师也计算在内，那比例就更高了。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目前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的力量还有待发展，但它已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关心公共权力的运用，具有强烈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意识。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必然要求政策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来促进他们的利益，并且这种利益不是与集权政治相联系，而是与以市场为基础的多元政治相联系，这就降低了由政府全面统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及利益多元化倾向使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如新加坡自然协会、妇女行动和研究联合会、伊斯兰教专业人士联合会等。据统计，1994年初在新加坡有关部门注册的非政府的社团组织已达到4562个。大量民间社团的出现使得在国家强力支配下作为依附性角色存在的社会改变着自己的形象。一个独立于国家力量之外的影响中心市民社会正在形成。
按照查尔斯·泰勒的观点，从最低限度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国家权力支配的一定数量的社团组织，就可以说市民社会初步形成了。从较充分的意义上来说，只有当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能够构建自身、协调自身的行为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决策时，才能说较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成。按照这种情况来看，新加坡的市民社会虽不能说已经成熟，但显然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开始发挥作用，它推动政府不断向社会禅让原先由政府垄断的权力，让社会团体协助政府去实现公民利益;逐步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使政府政策的制定多少带有了民主色彩和社会影响的痕迹。市民社会的兴起鼓舞着民众政治参与的信心，并且为民众提供了国家体制之外进行利益表达的路径和机制。它还逐渐培育起新加坡人民的公民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平等思想、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等现代意识，使人们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且不断推动社会的变革。总之，市民社会的发展是新加坡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
四)现实政治因素人民行动党自身的变革
虽然人民行动党政府反对在新加坡实行实质性的竞争性民主选举，然而当威权政府的领导人面对强大的民主呼声和社会团体的压力时，他们也会考虑适当作出一些民主姿态，来坚定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让民众看到民主的希望。这些姿态都不危及执政党的统治，而且还可以消解民众对政治一元化和执政党一党独大的不满情绪。同时，它们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民主因素的传播和张扬。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涌入东南亚国家，并呈多米诺骨牌效应。威权主义政体开始以不同方式改弦易辙，摒弃权威政治而转向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不可能超然于如此强劲的世界潮流之外，无论被动还是主动都必须与世界同步，接受自由平等的理念，认同民主的价值观。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展，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施加影响，特别是美国政府坚持把促进民主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加坡的民主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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