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献的学术环境

人民行动党控制学术研究活动的心态，可以从政府政策与高官的言论之中，窥探出一些端倪。这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对这一课题的政治思维，可以通过政府政策与政府言论具体的体现出来。

人民行动党上台之后，新加坡大学的政治系进行改组，减缩为一个较小的部门。这一政策反映了政府对政治学习与政治觉醒的戒心，不愿意培养具有政治意识的大学生。换言之，人民行动党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不具反抗意识的社会。

此外，政府领袖在新加坡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坦然警告受聘的外国学者，不可涉及新加坡的政治，任何胆敢对政府政策提出异议的外国学者，其下场将是立即乘坐下一班的飞机回国。

显然的，人民行动党把负面批评的言论与行为，视为不可饶恕的反社会行为。这一类不认同政府政策的学者，被看成是不受新加坡政府欢迎的人士，将会被大学解雇，或者会失去工作准证，其结果是立即乘坐下一班的飞机谴返回国。

新加坡政府特别任真的严厉对付，所有由人民行动党认定的反社会行为。君无戏言，且言出必行的严格执法，使到任何人士，包括学者在内的非政治人物，在提出异议时都得再三考虑所要面对的政治代价。

在这一种大政治气候之下，于是焉产生了新加坡学术界的，自我约束与自我审批的学术传统。明智的学者都会理智的，严格尊守这一条学术行为准则。由此可见，新加坡学派不负面批评政府政策的学术传统，早在1960年代已经开始成为，约束学术行为的不明文规律。

新加坡学术环境的约束力，可以从一本在2002年，由两名在本地大学执教的外国学者联手著作的，有关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书里充分的体现出来。作者在书本的起首慎重的声明：‘书内若有任何犯了事实或者解读上的错误，那全然是我们的疏忽与才疏学浅，并不是因为存有恶意的企图。’

以这种战战兢兢与赎罪的心态，来从事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全面的反映了新加坡学术界的自我审批的精神，也表明了外国学者，一样的必需认真遵守这一条新加坡学术传统。

资深的大学教授心甘情愿的放弃学术研究的尊严，无非是要减少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的确的，他们在新加坡工作与生活了共23年，已经是接受与融入了新加坡的政治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