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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研究 第三卷第二期 2004年6月 頁87-116
2001年新加坡國會大選評析
翁俊桔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
顧長永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收稿日期：2004年6月25日 接受日期：2004年11月16日
中文摘要 從新加坡2001年的國會大選結果，可以發現以下三個現象。首先，人民行動黨高層已出現權力重組的跡象。吳作棟總理自1990年接任總理職位迄今已超過10年，應該是到了權力交棒的時候；再加上副總理李顯龍准將最近動作頻頻，因此外界乃一致認為人民行動黨高層應該會在下一次大選之前，完成新一波的政治繼承交接。 其次，是反對黨的內部權力紛爭和勢力重組的課題。由於代表反對勢力龍頭的兩位人士－詹時中和劉程強目前都是處於權力的高峰。詹時中除了將四個在野政黨加以整合之外，而且也獲得許多反對黨人士的支持；然而，對於身為最大反對黨－工人黨秘書長的劉程強而言，他也一樣處於新舊反對勢力整合的關鍵，如果他能順利完成新的工人黨的內部整合工作，詎料他將會取得更大的權力。不過，他們兩人對於未來反對黨的發展局勢並不表樂觀。 最後，就選舉制度的設計而言，人民行動黨透過集選區制度的操作，不但可藉此防止反對黨有任何勝選的機會外，同時也可藉此作為篩選和提拔黨內精英的管道。不過，卻也相對引發外界對該制度設計的公平性提出質疑，因此制度設計上的問題，同樣成為本次大選的討論焦點。 然而，對新加坡本身而言，選舉只是一件定期的例行性工作，反對黨在毫無勝選希望的情況之下，是無法發揮政治監督的作用，因此新加坡未來的政治發展趨勢，仍將是由人民行動黨控制。
關鍵字：新加坡、國會大選、政治繼承、集選區制度
一、前言 新加坡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2001年的國會大選已於11月3日正式舉行，這是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的第九次國會大選。[1]這次大選活動就如同1988年、1991年及1997年等三次的大選活動一樣，都是採取所謂「單一選區和集選區並行制」，[2]全國共劃分23個選區（14個集選區及9個單一選區），計有5個政黨及2名獨立人士投入選戰，[3]總共有115位候選人準備角逐84個國會議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以下簡稱行動黨或執政黨）在10個集選區（5個5人一組及5個6人一組的集選區）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不戰而勝的取得55席。結果在全數84席的國會議席中，行動黨共取得82席，得票率是75.29%，[4]這是自1984年大選以來得票率最高的一次（請參閱表一）。 表一：行動黨之國會大選成績統計表（1968年~2001年）
資料來源： 1. 《聯合早報》，2001年11月23日，版12。 2. S. B. Balachandrer（ed.）（1998） Singapore 1998: A Review of 1997, Singapor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不過，在這個亮麗的成績背後，卻隱藏諸多的問題。首先，就行動黨高層的權力重組而言，吳作棟總理（Prime Minister Goh Chok Tong）在經歷這次的選戰洗禮之後，雖然信心滿滿地表示這個成績足以證明人民對他的執政團隊充滿信任；不過，他在選前所發表的談話，卻透露出他準備退出政壇的訊息。[5]此外，李顯龍准將（以下均稱李顯龍）（Brig-Gen Lee Hsien Loong）也多次對新加坡目前的經濟困境提出公開談話，因此外界一致認為，這次的選舉活動是李顯龍正式接班前的重要熱身賽。[6] 其次，就反對黨的權力生態而言。在這次大選中，二名當選國會議員的重量級反對黨領袖－詹時中（Chiam See Tong）與劉程強（Low Thia Khiang），[7]雖然如同過去一樣能順利地取得勝選，不過卻同時面臨內外壓力的衝擊和考驗。就對內的壓力而言，詹時中所領導的人民黨（Singapore People’s Party）在選前和幾個主要的反對黨進行合併重組新政黨。此外，最大的反對黨－工人黨（Worker’s Party），在秘書長惹耶勒南（J. B. Jeyaretnam）（印度裔）去職後，[8]整個黨的權力核心便由劉程強所掌控。就對外的考驗而言，在野黨幾乎呈現出萎靡不振的現象，因為其國會席次不但未能增加（只有二席），而且其得票率還出現普遍下滑的情況（請參閱表五）。因此，反對黨似乎已陷入嚴重衰退的困境之中。 最後，在選舉制度的修正、政黨的提名、選區的規劃和政策論辯等議題方面，則出現一些重大的爭議。例如行動黨對於集選區的新規定、過去敗選的候選人之重新安排提名，以及新選區的規劃。至於，其他有關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博士（Dr. Chee Soon Juan）與行動黨高層的政策論辯和質疑，雖然也是本次大選的熱門話題，但這不是本論文所要討論範圍。[9]因此，本文將針對新加坡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治繼承、反對黨的內部紛爭、選舉制度的設計等，對新加坡之政治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本文認為現行的選舉制度（指集選區制度）對執政的行動黨是有利的，然而對在野黨卻是不利的；因為就2001年國會大選行動黨的整體表現而言，其得票率雖只有75.29%，可是其席次佔有率卻高達97.6%，這顯然並不符合民主的正義與公平原則。如果新加坡政府繼續實施集選區制度，那麼行動黨將持續執政，而反對黨也必將無法擴大其政治版圖。
二、政治繼承 政治繼承（political succession）是一些強調「人治」體系的發展中國家之獨有現象。所謂的政治繼承指的是新舊政治領袖的更替與傳承，政治領導人將其公共職位指定給特定的繼承人選之經過，其作法也是透過公開或合法之方式完成的。例如，刻意的利用職位安排或選舉提名，將其理想的人選推上檯面，進而順理成章地使其成為「新」的政治領袖（Sandhu and Wheatley , 1989: 128-134）。不過，原政治領導人卻似乎很少明確地點名昭告眾人他的繼承人是誰，因為一旦新的領導人身份確定，則權力將開始向他或她轉移（李美賢，1999：13）。 新加坡在人民行動黨政府統治超過三十年之後，在1990年完成一次重大的政治繼承。代表第一代政治領袖的李光耀（Lee Kuan Yew），將其政治權位轉交至第二代的政治領袖吳作棟的手中，完成第二代的政治繼承。（Alan Chong, 1991: 53-59）當然整個繼承的過程，都是透過刻意的安排或甄補程序而完成的。例如，先是過濾和徵詢各秀異份子的意見、之後再透過黨提名令其參與國會議員選舉、俟其當選議員後再拔擢其擔任內閣官員。不過，李光耀自始至終似乎不曾明確地對外昭告其繼承人是誰。例如吳作棟、陳慶炎博士（Dr. Tony Tan Keng Yam）、王鼎昌（Ong Teng Cheong）及丹那巴南（印度裔，Suppiah Dhanabalan）等人，都曾經是李光耀所矚目的接班人選，但是一直到1990年他正式宣佈吳作棟為其接班人之後，外界才真正確定其動向（徐本欽，1988：45-48）。 就第三代的政治領袖而言，李顯龍目前可說是最受外界關注的熱門人選。但是，李顯龍的接班並不如外界所認為的「是走在被鋪平的道路上前進」。職是，本文接下來將以2001年大選為主軸，分別就李顯龍的從政經歷、大選前的人員甄補、高層人士的公開談話和大選後的人事佈局等情況來分析李顯龍的接班情形。 首先，就李顯龍的從政經歷來看，李顯龍自1984年12月當選國會議員後，便於同年的12月31日出任國防部政務部長兼貿工部政務部長、1986年2月出任貿工部代理部長、同年11月被選為行動黨執委會委員、同年12月改任貿工部長、1988年9月轉任國防部第二部長、1990年11月27日起擔任第二副總理兼貿工部長、1994年7月1日起又兼任經濟委員會主席並當選為行動黨助理秘書長、1997年1月25日出任第二副總理（總理公署）兼金融理事局主席、2001年11月起更被委任為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長。[10]職是，吾人可以認知李顯龍的接班態勢早已明朗化了。 其次，就2001年大選前的人員甄補而言，行動黨政府開始進行其新一波的政治繼承工作。根據新任的內閣名單（參見表二），可以發現多位新人（佔總人數的30.3﹪）。就這次大選所推出的25位新科國會議員而言，[11]共有7位出任政務部長或高級政務部長的官職。[12]至於，多位「資深」閣員及國會議員，例如前財政部長胡賜道博士（Dr. Hu Tsu Tau）、前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黃簡麗中博士（Dr. Aline K Wong）、前外交部政務部長歐進福博士（Dr. Ow Chin Hock）、前環境發展部高級政務部長施迪（Sidek Bin Saniff，馬來裔）、前內政部政治秘書哈倫干尼（Harun Bin A Ghani，馬來裔）、前特委部政治秘書楚其斐（Zulkifli Bin Baharudin，印度裔）及前碧山－大巴窯集選區議員依布拉欣（Ibrahim Bin Othman，馬來裔）等人，均相繼宣佈退休。[13]所以，從新進人員甄補的情況看來，可以發現行動黨正積極地進行新一代的傳承與替換。 再者，就高層人士的公開談話而言，根據過去的慣例得知，這些談話往往都代表著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標。雖然吳作棟並沒有明確地向外界透露他即將卸任總理的訊息，不過從他最近多次的公開性談話，可以發現吳作棟除表達其萌退的念頭外，也極力讚揚李顯龍的能力和遠識。例如，吳作棟總理分別在2001年11月23日內閣會議和2003年8月24日的國慶晚會中，進行如下的談話：
首先，我（指吳作棟）將計劃在兩、三年後卸任，並在2007年之前交出領導棒子…，…他（指李顯龍）是我心目中的繼承人，他將不會面對任何的競爭者…[14] …我（指吳作棟）決定於2005年將政府領導的棒子交給副總理李顯龍，並繼續參加國會大選...[15]
至於，李顯龍最近的公開性談話，也相當地頻繁。例如，李顯龍於2001年11月2日的「達曼裕廊企業通道一號巴剎」開幕之聯歡晚會上，就公開表示：
我所領導的「重組經濟結構委員會」…預料能在一年內完成研究工作，確定新的經濟結構…除了現有的部長之外，讓新人在委員會裡提供意見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能從全新的角度看問題…[16]
當然，從上述的談話內容，可以明瞭李顯龍今後主要的重點工作大都放在經濟發展。同時，也強調他將重用新人以提升其新執政團對的活力。 最後，有關2001年大選後的人事佈局，吾人可以從2001年的內閣名單和2004年內閣名單來比較和分析（請參閱表二和表三）。這兩屆政府的最主要特色就是特定的職務安排出現重大的變動，例如李顯龍同時身兼總理和財政部長、吳作棟改任國務資政（Senior Minister）兼金融理事局主席、李光耀繼續擔任「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17]張志賢准將（Rear-Admiral Teo Chee Hean）原由國防部第二部長改任為國防部長、原主管回教事務部長阿都拉•塔木基（Abdulah B. Tarmugi）改出任國會議長、[18]賈古瑪教授（Prof. S. Jayakumar）由律政部長兼外交部長改任為第二副總理等。根據上述分析發現吳作棟的角色仍然吃重，因為他不但可以轉任國務資政而且還兼任金融理事局主席的重要職務，可見李顯龍團隊今後仍將持續借用吳作棟的長才、張志賢准將更是這次內閣改組中最受矚目的人物，外界甚至斷言他以後將會出任副總理的職務。[19]至於，李光耀雖號稱自己所擔任的只是「諮詢性質」的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不過從他最近頻頻出訪的跡象看來，[20]他在新加坡的政壇上依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此外，就2004年新內閣組成而言，內閣部長的部份卻出現一些新面孔，例如許文遠（Khaw Boon Wan）、雅國•依布拉欣博士（Dr. Yaacob Ibrahim）、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黃永宏醫生（Dr. Ng Eng Hen）、維文博士（Dr. Vivian Balakrishnan）和林雙吉（Raymond, Lim Siang Keat）等人。他們過去雖曾擔任過行動黨籍國會議員或內閣閣員（請參閱表二），但卻是首次入主內閣部長的行列，當然吾人也可將此解讀為李顯龍執政團隊即將逐漸成型的開始。 表二：2001年新加坡內閣閣員名單（2001年11月23日起）
說明：（＊斜體字）代表新人，佔所有閣員總數的30.3%。（作者統計） 資料來源：http://www.zaobao.com/special/singapore/ge2001/pages/newcabinet.html（2002年3月4日）
表三：2004年新加坡的內閣部長名單（2004年8月10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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