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ginsight.com

思想解放与“叫板新加坡”
本文由大西洋人 在 2008-2-7 20:52 发表于: 倍可亲.美国)

作者: 相蓝欣 日期: 7-2-2008 来源: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625640

 

中共十七大以来，媒体上频频出现“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字眼。有“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的说法，也有要“叫板新加坡”的豪言。中央政策研究室施芝鸿的《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文章，透露了中央政策的新动态和未来中国政治的路向，显示将在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在大幅度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开展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目标据说是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这次思想解放的路径应当怎么走?

在“新的思想解放”的一片呼声中，我们并没有听到对“思想解放”这个概念本身的反思。概念都是有历史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要旨是打破“两个凡是”，从而给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和新政策打开一条通道。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实质是在讨论国家大动荡之后还敢不敢坚持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真理标准讨论也好，小平南巡讲话也好，主旨只有一条，即“发展是硬道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否仍然用这个硬道理来统领全局呢? 依笔者之管见，未必尽然。

经济发展也有“软道理”

首先，30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也有“软道理”。前两次思想解放中的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将“发展是硬道理”做西化的、机械论的解释。其实，将“经济发展”的指数，特别是以西方发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衡量 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看成是政府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任务，即使在西方，这也是不到一个世纪里才出现的新事物。

在此之前，至少到凯恩斯经济学为止，经济活动总是被认为与社会安定和道德伦理不可分离的。指标本身不可能带来社会和谐和公正，自动防止国内动乱。“攘外必先安内”也不是中国发明的专利。因此，经济发展的软道理就在于国民财富如何再分配，并通过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再度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传统的经国济民的思想，即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一句话就能够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乃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基础。

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

在政治改革领域，打破西化,　更有中共理论家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突破。17大报告也认定政治改革没有现存的模式，那么，从逻辑上讲，政治改革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着眼点就应当是旗帜鲜明地打破苏式决策体制的教条，对从苏联传承下来的整套体制的每个环节重新进行科学评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应当包括对不合理的中央决策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大部门”改革，如同新瓶装旧酒，中枢决策机制不立即改造，必然无效果。

同全球各国的决策模式相比，苏式体制弊病最多。比如，“政治”为何设“局”，“书记”缘何要建“处”， 这“一局”“一处”的关系长期沿袭苏式的潜规则。毛泽东时期是朝廷式运作，现在是所谓“集体领导”，为何规则仍然一成不变? 其实，中国作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国务必然异常繁重，内政，外交，经济，国家安全乃至意识形态和文化各方面，没有长远的总体规划和既定的操作规程，于是一旦出现国难，部门协调几乎不可能，利益冲突甚多，光靠机构换牌，即便“宵旰忧劳，日理万机”，也万难应付。

决策体制与用人问题　　

对外关系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也应当首推决策体制的改革。首先，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跨部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种能够迅速应对重大危机的最高决策机制。

应当看到，任何一个遭受严峻的外部打击，但能够成功地化险为夷的政府，至少拥有三个要素：第一，政府的合法性未受质疑；第二，国民团结一致的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第三，对付各种危机的跨部门的紧急计划早已制定，最高当局了然在胸，而且随时可以启动。没有集中统一的国家最高安全机制，应付危机的能力必然大大受制于部门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官僚主义程序。

其次，用人问题的改革也至关重要。西方人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曾有“工程师治国，翻译办洋务”的评价，因为这两类背景的官员都偏重即时的，短期的实效，但往往缺乏历史感和长期的战略头脑。满清的总理衙门时期也没有翻译办外交的现象，国外更没有语言专家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独领风骚的先例。而我们的外交和国家安全体制里，翻译人才占据几乎所有的要津，引以自豪的“外交官的摇篮“却往往是外语名校，这不能不落外人贻笑。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历史时刻，中国人仍然缺乏向世界解释自己的能力。一百多年前中国向11国“宣战”的义和团战争的教训至今令人刻骨铭心。迄今为止，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的集权体制仍然被称为“对外宣传“，这个说法译成外文（external propaganda）从字面上看已经不大可靠，何能靠它说服别人。不消说，这也是苏联体制的重大后遗症之一。

近年来儒学突然兴起，成为大众文化，于是诠释中华文化无需中西文化的功底，只要将近年来突然兴起的“快餐儒学”出口即可。其实，这些 “快餐儒学”，特别是于丹类的货色，正是靠西化的中文语境走红的。将其出口，外人将产生更加严重的误导，因为回译成外语在语言上会引起双重混乱。这好比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来写一篇纵论天下大势的“新隆中对”一样荒谬。

多年前，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过客座，新加坡虽非西式民主制，但它顶住压力，向世界解释自己的能力让人深有启发。中共领导人要“叫板新加坡”的豪言壮语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法制、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更加应当叫板是在中西文化沟通和交流方面。

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