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政治：检测2007年的事实 The politics of Tibet: a 2007 reality check
这是印度国家报的网上新闻稿，作者是N. Ram，发表日期是星期四，2007年7月5日。 新加坡文献馆译, 21-04-2008
自从2002年以来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之间共有五次会谈。中国领袖坦言除西藏独立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洽谈，达赖喇嘛说他致力于在中国主权与宪法之内解决西藏问题。但是，在彼此之间有着一个大缺口-在两项核心课题上。
作为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主要职责是在国际，中国境内，和在中印双边关系上推动西藏问题。在政治上，西藏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论据。在一方面，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对西藏的地位有所争议：既不否认是中国的一部份；也给于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流亡政府合法地位。这和有关克什米尔缺乏国际共识的情况恰好相反。
印度的立场
距1940年代由英国人制定的模棱两可政策己经有一段日子。2003年维杰柏伊总理(Atal Bihari Vajpayee) 出访中国时签定双边关系，印度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藏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外，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中国的政治活动。2005年温家宝访问印度时，莫汉星政府(Manmohan Singh) 在双方共同声明中重申印度的立场。
从另一方面而言，毫无疑义的西藏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国际层面上是一个悬置的问题；持续的为中国领袖与人民所关切；在意见上混淆与分裂了海外和某些程度上本土[印度]人士。这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由许多主观与客观因素交织而成。这是达赖喇嘛的宗教魅力和西藏佛教在国际上的图标地位；他长久以来的坚持力；他和西方强权殖民利益，以及在近半个世级以来在意识形态-政治目的上的共识；他的财富和在全球的投资；动员散居各处藏人佣有的资源：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和中国各处一样，藏人文化与人权受到摧毁；西藏独立运动是围绕着达赖喇嘛个人与他的办事处发展，在性质上不再走佛教的中间路线；他和好莱坞，传媒，立法议员，以及其他具有影响力的西方人士的关系和合作；而最为印度感到困惑的是西藏流亡政府是以印度为基地的活动。
一个政治人物
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长久以来都认为不可以轻易的，或者在根本上，把达赖喇嘛看成仅是一名宗教领袖。假如他单纯的只是一名著名的宗教领袖，那么他要在宪法范畴之内享有个人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少数民族可以在地方上自治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一名完美的政治人物，领导一个运动在试图从祖国把大西藏 拿走 -是一名反共，分离主义，具有多头外界联系的政治人士。回顾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证实这一判断。1959年9月他违背了尼合鲁代总理(Jawaharlal Nehru)的忠告，徒劳无功的要求联合国干预西藏。他的西藏流亡政府，以及未来西藏宪法草案以及各种前线组织的活动，都恶名昭彰的不顾及其合法性，也违反了印度官方政策明文规定西藏人不可以在印度从事反中国的政治活动。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按一个高层的政治决策，达赖喇嘛进行了广泛的海外之旅，寻求支持把西藏问题国际化，也提呈了多项可以令人满意与公正 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这其中包括于1987年9月在美国议会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这五点的细节内容是在一份1988年7月的所谓Strasbourg建认书中列出；1991年3月表示撤销个人对Strasbourg建认书的承诺，因为中国领导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是封闭与负面的；1992年9月发表了一封粗野与具宣传意识的致邓小平公开信。
达赖喇嘛在他的多次重要声明中，采取了西藏是自远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是亚洲中心的一个具战略性意义的缓冲政体，保证了区域的稳定性；西藏从来就没有把国家主权交付给中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是属于殖民主占领的格式；西藏人从未接受已经失去了国家主权的事实。同样重要的，他曾多次提起六百万西藏人，他虚假的指控中国利用国家支配的人口政策内的迁移与汉化，来操纵西藏人使他们在他自已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简单的真相是，根椐官方人口晋查，这些都可以由外国观察家和专家轻易的检测，在西藏自治区内，西藏人占区内人口的92个百分点。达赖喇嘛甚至于指控中国社会主义政体使用集体大屠杀 Holocaust ，消灭了超过一百万名西藏人。他提出要求修改宪法成立大西藏也称为Cholka-Sum，其中包括 U-Tsang, Kham, and Amdo. 这些地区。他要求中国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大西藏撤走，然后召集一个区域和平会议以保证西藏的去军事化。假如十四达赖喇嘛能夠如愿，一个去汉化的行政中心，将会分割中国的4个省份，分获中国的四份之一土地-而不是西藏自治区内的八份之一面积。
达赖喇嘛曾尝试在他的政治项目中把印度也牵连在内，这一个观察中，是在一个会议上看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主导西藏的主权。这类政治挑衅也在行使传统宗教的权力上呈现。1995年5月14日，在一个先发制人的企图上，在西藏流亡的达赖喇嘛承认一个男孩Gendhun Choekyi Nyima为十一世班禅喇嘛。但是，1995年12月中国中央政府，按一个百年习俗与传统，即具有承认与委任达赖与班禅的权力，允许Gyaltsen Norbu登基为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领导制定了应对达赖喇嘛集团的策略。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媒体访问中宣布：达赖喇嘛可以回来，是以中国公民的身份，我们只有一项要求-爱国。我们欢迎每一位，无论他现在或将来才拥护爱国主义。1991年5月，李鹏总理澄清我们只有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所有问题除了西藏独立之外都可以洽谈。然而，在和达赖喇嘛密使与考察团在1979和1992举行了几轮非正式会谈之后，並观察了他在国际台阶上的言行，中国政府在1994年的西藏第三届国家工作议会上达致了一个初步的定论。这个结论是达赖喇嘛集团没有诚意，他们尽力要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连手中国的国际政人在西藏自治区里制造不稳定状况，他们的真正要求等同是独立，半独立，又或者是伪装下的独立。
但是，这一故事並未到此结束。在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都在发展的时代里，当认真支持西藏独立的国际政治势力几乎不存在时，达赖喇嘛必须重复的提出各种重大议题。
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表现了特别的耐性。这表示了自2002年以来，共有五轮会议让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双方的代表会谈。根据2006年11月4日Brookings Institution的 Lodi Gyaltsen Gyari所提示，他是达赖喇嘛委托的与中国领导接洽的首席人选，这些会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把对话提升到新的阶段建立了更开放的气氛，有助双方达致对西藏与中国人民都可以同意的决策。一开始，达赖喇嘛的代表，表示了他们对中国领导要建没一个和谐社会，让中国在和平中发展一个现代化，繁荣，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观点感到鼓舞。他们也指出达赖喇嘛的新策略，是从未来而不是西藏历史去解决西藏和中国之间的政体关系，因为回溯历史並不能得到有用的效果。另外，他们也澄清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的主要意义是承认今日的现实是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 在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的这一个过程中，不提从中国分离的课题
他承诺这一个方案中，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西藏人都团结在一个行政体之内，在中国宪法下给于西藏人民真正的主治权。然而，这中间却有着一个大缺口-这是无法弥补的，除非达赖喇嘛和他的组织，从根本上大幅度改变了对两项课题的立场。
核心课题
首先，对高度或者极大自治权的定义，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北京认为只适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和在中国宪法架构下，对国家的地区自治权的规范是有所不同的。这些法规把国家内地区自治定义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与列宁主义原则下，解决国家内种族议题的基本政治体制。在中国宪法与政治层面来看，自治权的内涵是指自已行使行政权力，以处理机遇，津贴以及国家制定的政策，这是为了让自治区改善因历史因素而停滞不前的落后。
然而，达赖喇嘛在2005年11月所提出的自治权是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和外交，因为西藏人在这方面没有经验，但是西藏人要全权负责教育，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宗教-这在中国宪法下是不能夠接受的。此外，他所要求的西藏政府必须建立在拉萨，一个民选的行政首长，一个双峰式的两院立法机构，一个独立司法机构是不符合宪法的规章。
2004年，北京的国家西藏自治区白皮书强调，和香港及澳门的资本主义体制相比之下，西藏並没有施行另一种社会体制的必要。因为1959年在武装暴乱与达赖喇嘛流亡之后的民主改革下，古老的农奴制度已遭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逐步的施行中。北京在这一事件上是不会走回头路的。
其次，在西藏自治区内的260万西藏人-这个数据一直在稳健增长，已经是达赖喇嘛流亡时的人口的两倍-只是全中国的西藏人口的40个巴个点。中国对一个属于西藏民族行政体的要求, 提出了相当合情合理的解释: 西藏自治区已经包括前西藏政权下的全部土地。若接受大西藏的要求那就是要把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内有西藏人居住的士地也一道分割出去；执行族群重建工程，如果这不算是种族净化；将会导致中国的国家，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极大不稳定性，並从而造成毁坏。
会谈必须也应该持续下去。文明的，开诚布公的，灵活的，以及正面的积极态度将有助双方去解决西藏问题。当我们在2007年6月访问西藏时，地方政府副主席Nima Tsiren在回答有关达赖喇嘛的提问时，引用了温家宝总理于2007年3月16日在北京的新闻会议上提及的一个观察：我们不单单是听他说了些什么话，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观察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希望达赖喇嘛能夠作出一些对中国统一以及西藏发展有益的事情。
民主印度也有如此的期待。
|